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与人类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语言作为“现实的意识”，不仅仅把个人的当下的意识变成可以沟通和交流的言语行为，而且能够把人的世世代代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贮存”于历史文化的“水库”之中。

在谈论语言的时候，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语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2]

语言的力量，在于它是沟通人与世界的“中介”，是把世界变成人的世界的“中介”。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即“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然而“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即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即“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只能是一种“有之非有”或“存在着的无”，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即“世界”在“语言”中从“有之非有”转化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存在；正是在人的“语言”中凝聚着人类认识的全部成果、人类文化的全部结晶，因而“语言”成为人的历史文化的“水库”。离开“语言”，就是离开人的“历史文化”，因而也就把人与世界的现实的、真实的“关系”变成了虚幻的、抽象的“关系”。

“语言”保存着历史的文化积淀，历史的文化积淀由语言去占有个人。使用语言，就是理解历史文化、理解历史和理解人自身过程的发生。语言的历史变化，规定着人的“前理解”，因而也就体现着人的历史性变化和规范着人的历史性发展。人从属于历史，也就是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由此，哲学解释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即：人创造了语言，但人却从属于语言；人创造的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3]从这种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人的存在。

“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而占有世世代代的个人，这意味着，人既是在“语言”中去接受和理解“历史文化”，又是通过“语言”去解释和更新“历史文化”。这就意味着，“语言”使“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与个人“解释”历史文化的对立统一。正是这种“张力”中的“历史”与“个人”的统一，构成了每个人的独特的“意义世界”。

人的观念是内在的，而人的语言则是可表达的，因而观念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而确定为思想，也就是说“语言是思想的寓所”。不仅如此，观念还必须以语言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把握、理解和描述，因而又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寓所”。进而言之，观念只能是“意识”这一极的存在，语言则消解观念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成为“思想与世界相统一的寓所”。更为重要的是，观念必须以语言（文字）的方式而实现其历史性的社会遗传，并积淀为人类的“文化”，因此又可以说“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它表现为日常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等等，从而实现以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去展现人的世界的丰富性。这样，人类意识就以语言为中介照亮了人的世界。

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人类的词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告诉我们，关于语言，在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比拟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把语言的运行比之于下棋。首先，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其次，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再次，从一个平衡过渡到另一个平衡，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局部性的变化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4]这说明，“语言”是系统性的存在、历史性的存在。它系统性地显现人类意识的丰富多彩，历史性地显示人类意识的发展变化。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名著中，索绪尔为我们深入地辨析了“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他提出，“语言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5]

通过辨析语言与言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基本认识：“语言”表述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性存在，它作为制约人的存在的“制度”而存在，作为人的存在的“规则”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是“语言”占有个人，个人是历史的“结果”。“言语”表述的是历史性存在的个人的语言实践，它作为个人的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统一性活动而存在，作为个人活动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是个人占有“语言”，言语是语言的现实。正是在这种语言占有个人与个人占有语言的双重化过程中，人类意识超越了它的内在性、一极性、单一性和非历史性，获得了多样性的表现形态，取得了历史文化的现实性。

语言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它具有逻辑的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所谓的“分析哲学”突出语言的逻辑特性，所谓的“人文哲学”则突出语言的人文特性。通过对语言的逻辑特性的研究，分析哲学凸现了“语义的单义性”、“概念的确定性”和“意义的可证实性”。与此相反，人文哲学通过对语言的人文性的研究，则凸现了“语义的隐喻性”、“概念的非确定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分析哲学与人文哲学的研究结果，既是从两个极端凸现了语言的特性，又是在它们的相互融合中显现了语言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张力”。也许，正是语言的这种“张力”，才能够表现多姿多彩、变幻万千的人类意识，才能构成源远流长、内涵丰厚的历史文化。

为了从哲学层面上深化对语言的历史文化意义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根据与意义。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分析：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首先是因为，它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只能是存在着的无），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世界在语言中使自己成为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存在）；正是在语言中才凝聚着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思维、真与善等等的深刻矛盾，才积淀着人类思维和全部文化的历史成果（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因此，它要求从语言出发去反省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种“语言转向”的出发点表明，它是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哲学的自我认识。“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意识的反省，直接地从认识对象出发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因此它所能达到的只能是素朴的实在论或“野蛮”的理念论，也就是把“万物的统一性”归结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或柏拉图的“理念”。“近代”哲学从古代哲学直接断言“万物的统一性”而“倒退”回对人类意识的认识论反省，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即追究“思想的客观性”，因此，近代哲学以“倒退”的形式而自觉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又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倒退”到对人类语言的“分析”或“解释”，从人类文化的多样统一性去寻求人的自我理解，因此，现代哲学是以“倒退”的形式把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诸种中介环节凸现出来，在语言的批判中深化对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这还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反省而“治疗”传统哲学。在本世纪初，许多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就明确地提出，哲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语言问题。他们的见解可以大致归纳如下：其一，在“本原”的意义上，哲学并不提供知识或理论，而只是“分析”和“澄清”人们表达的含义。他们认为，苏格拉底的“诘问法”为后世一切真正的哲学树立了榜样，即追究语言的含义的榜样；其二，古往今来的思辨哲学家们制造了种种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原因就在于他们“错误地使用语言”；其三，由于现代逻辑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和结构，从而能够厘清由于“误用语言”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困惑”。[6]在这种概括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现代哲学语言转向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哲学是什么；传统哲学的误区何在；现代哲学转向的根据。

第三，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这还是因为，他们不仅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视角去看待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而且愈来愈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视角去看待哲学中的“语言转向”。现代的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看，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这后一种分析，就是对理解的理解。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哲学解释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谈论人如何理解世界和人如何理解自己之前，必须首先考察理解本身和理解的可能性条件。

第四，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还因为“语言”与“观念”相比，具有更为广阔和深切的哲学反思价值。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从“观念”出发去反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观念”是近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和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也可以称做“观念论转向”。与近代哲学不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从“语言”出发去透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语言”是现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和出发点。

对比“观念”和“语言”，我们可以发现，对“语言”的分析或解释，具有更为广阔和深切的哲学反思价值：观念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而确定为思想，因此可以说“语言是思想的寓所”；观念以语言的方式而实现对世界的把握、理解和描述，因此又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寓所”；在观念与存在的关系中，观念和存在各是对立的一极，语言则是消解观念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实现观念与存在的统一的中介，因此也可以说“语言是思想与世界相统一的寓所”，观念必须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实现其社会遗传，并从而积淀为“文化”，因此又可以说“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观念必须以语言的方式实现主体间的思想交流，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交往实践的中介；语言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它表现为日常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等等，从而实现观念以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而达到对世界的丰富性的把握；语言作为观念的客观载体，它构成思想批判的对象，从而使观念以语言为中介而实现其自我批判；观念作为心理过程，它的超自然性（社会性）是以自然性过程表现出来的。语言则不仅以符号化的方式实现其超自然性，而且以其“客观知识”的存在方式而构成逻辑分析的基础；观念自身无法实现其社会遗传，因而也无法实现其自主发展。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它的演化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主性，并因而构成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由近代哲学的“观念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这并非仅仅是某种“逻辑”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向”是理论地表征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这一点应当引起大家的深思。从哲学形态上看，“观念”与“语言”何者成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表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划时代性的变革，以下我们来作具体的分析。

“观念”体现的是个体理性把握世界的英雄主义时代，“语言”体现的则是社会理性把握世界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这是因为，以公共性的“语言”表征人的存在方式，意味着社会理性的普遍化，它代替了“观念”所表征的某些“英雄人物”对理性的垄断与统治。

“观念”体现的是个人私德维系社会的精英社会，“语言”体现的则是社会公德维系社会的公民社会。这是因为，历史性和公共性的“语言”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意味着社会公德的普及化，它代替了以“观念”所表征的某些“精英人物”的私德的表率作用。

“观念”体现的是个体的审美愉悦的精英文化，“语言”体现的则是社会的审美共享的大众文化。这是因为，“语言”所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主体间性的普遍化和多样性，它代替了以“观念”所表征的某些“精英文化”的文化垄断。

“观念”体现的是交往的私人性的封闭社会，“语言”体现的则是交往的世界性的开放社会。这是因为，“语言”所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主体间的开放性的广泛交流与沟通，它代替了以“观念”所表征的狭隘的交流空间。

“观念”体现的是主体占有文化的教育的有限性，“语言”体现的则是文化占有主体的教育的普及性。这是因为，“语言”所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被历史文化的“水库”所占有，而这种“占有”的前提则是教育的普及，它代替了以“观念”所表征的有限的教育及其对主体的占有。

“观念”体现的是客体给予意义的对“思想的客观性”的寻求，“语言”体现的则是主体创造意义对“人的世界的丰富性”的寻求。这深刻地表现了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重大区别。在“观念论”中，“意义”是客体给予主体的，因此近代的观念论的根本问题是寻求“思想的客观性”。在“语言转向”中，“意义”离不开主体的创造活动，因此现代哲学诉诸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关系。

“观念”体现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意志的扩张”，“语言”体现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实践意志的反省”。近代哲学的“观念论”的突出特征是张扬人的理性的能动性，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与能力。“语言”所表征的人的存在方式，则是以对语言的批判性反思而反省人与世界的关系、反省人类实践的结果，从而促进人类的新的世界观的形成。

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以“语言”为载体而获得深刻的揭示。这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理论的哲学，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语言的社会性与言语的个体性的矛盾，使社会与个人、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获得了具体内容。

“语言”表述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性存在，它作为制约人的存在的“制度”而存在，作为人的存在的“规则”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是“语言”占有个人，个人是历史的“结果”。“言语”表述的是历史性存在的个人的语言实践，它作为个人的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统一性活动而存在，作为个人活动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是个人占有“语言”，言语是语言的现实。

在语言与言语的关系中，语言的共时性与言语的历时性、语言的结构性与言语的事件性、语言的形式性与言语的实质性、语言的系统性与言语的过程性、语言的规则性与言语的事实性、语言的齐一性与言语的多样性、语言的内在性与言语的外在性、语言的自主性与言语的受制性、语言的潜在性与言语的现实性、语言的静态性与言语的动态性等关系，为深切反思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

其次，语言的存在与功能的关系，是现代哲学理解人类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多样统一性的重要出发点。

人们通常把语言视为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把语言视为人的存在方式，因而总是离开人的存在方式去看待语言。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特别是在欧陆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突出地探讨了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与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关系，语言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

再次，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它们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

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冲突，直接地聚焦于对“语言”的理解。科学主义思潮强调语言的逻辑特性，因而要求语义的单义性、概念的确定性和意义的可证实性；与此相反，人本主义思潮则强调语言的人文性，因而突出语义的隐喻性、概念的非确定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对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实现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合流的前提，也是实现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直觉”、“意识”与“无意识”等等辩证理解的前提。

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而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但是，人的历史活动是以多种多样的中介环节而构成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从语言、科学、艺术、宗教、伦理等中介环节出发，都可以构成某种统一性原理去说明人与世界的统一。然而，正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分别抓住某一环节并加以片面地夸大，才使之成为现代的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理论，则不仅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诸种关系扬弃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而且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去说明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和语言的历史，说明由它们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类历史存在的进步性、局限性和正在展开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2]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3]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8页。

[4]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8页。

[5]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6]参见徐友渔：《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