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只有诉诸哲学史，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只有理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哲学”和它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历史演进，是同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性变化密不可分的。恩格斯在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之后，紧接着就分别地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中世纪”和“近代”的不同状况。结合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历史演化的论述去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提出，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2]而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以这种形式提出来的，即：“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3]

在概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在“远古时代”和“中世纪”的状况之后，恩格斯集中地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4]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前面我们讲过，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提出“世界3”理论，他把物理自然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的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而把语言文化所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3”。借用波普的这种划分方式，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说明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所谓“古代”哲学，其实质是离开“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单纯地追问和直接地断言“世界1”（存在）；所谓“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从“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追究二者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哲学，其实质则是从“世界3”出发去探寻“世界2”与“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语言文化”出发去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样说，大家是否清楚？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反省，单纯地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地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涵义，是指尚未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上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涵义，是指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涵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如果具体一些说，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根本上说，就是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做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这种“认识论转向”中，近代哲学以探寻思想的客观性为聚焦点，不仅研究了外在的世界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深入地考察了人的观念内部的诸种关系问题。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的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5]在这里，恩格斯在提出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的基础上，指出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心主义分别地研究了这个“前提”的“内容”与“形式”。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完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近代哲学明确地区分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地区分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从而清楚地提出了“对象与表象”或“对象与映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清楚地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近代哲学还特别地从“形式”上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近代哲学比较自觉地考察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的关系问题、“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通过探索这些“关系问题”，近代哲学揭示出对象与经验、经验与知觉、知觉与表象、表象与观念、观念与思维、思维与想象、想象与情感、情感与意志、意志与自我、小我与大我、理论与实践等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从而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想的客观性，因而始终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就是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针对这种状况，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在揭露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矛盾的过程中，始于19世纪中叶的现代哲学，出现新的革命性的“哲学转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

在这种“实践转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所理解的“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现实的世界”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现实的和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以“实践转向”的观点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就会形成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它所批判的是，离开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而直接断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它所要求的是，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意识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这种要求的实质是，哲学家必须把作为“文化的水库”的“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出发点。

在寻求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中介环节”的意义上，在实现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层面上的统一的意义上，“语言转向”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观点，批判地汲取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积极成果，在当代的水平上深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理解，并丰富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内容。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