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们争论不休的“本体论”问题，逻辑实用主义创始人蒯因则从对概念的分析即“思辨”入手，简洁明快地提出，所谓“本体论”问题就是“何物存在”的问题，而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则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问题：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本体论的承诺”问题。蒯因在这里表达的对本体论问题的现代理解，触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症结所在，这就是把“本体论的承诺”当做了“本体论的事实”。我们同样并不完全赞同蒯因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不称赞蒯因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辨”。

在现代的哲学反思中，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辨”，也许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劈头就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在非反思的日常思维中，这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在者在，而无就是不在。对此，海德格尔以早就料到的口吻说，“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遇上这个问题”，因为要“对此问题提问”，首先就要“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中”。而“不提这个问题，星球照样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万物照样生机勃勃成长”。既然如此，为何非提这个问题不可呢？海德格尔说，因为这个问题是“首要问题”：其一，它是“最广泛”的问题，“不仅涵括最广义的，现在的现成存在者，而且涵括以往的曾在者和未来的将在者”；其二，它是“最深刻”的问题，是问“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照何根据行事？”其三，它是“最原始”的问题，“惟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通过海德格尔对他称之为“首要问题”的“思辨”，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

海德格尔的“思辨”，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重新理解“哲学”。海德格尔十分自觉地指出，追问“无”的哲学必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从而“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但是，“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反响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因此，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真正功用恰恰就在于加重历史性此在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加重绝对的在。艰深使得万事万物，使得存在者重新获得凝重（在）”，而“沉重艰深是一切伟大事物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如此，海德格尔颇为激动地提出，“所有的伟大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开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最伟大的”。我们是否能够在对“无”的“思辨”中，获得某种“凝重”和“伟大”呢？

在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中，“思想”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反思”中，却构成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合法的偏见”。把“偏见”视为“合法”，这确实是对“偏见”的现代理解。在哲学解释学看来，人所创造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由“语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之间，时时存在一种“张力”；人既在历史中接受，也在历史中更新“理解”的方式；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与个人主体意识活动的统一，既构成理解方式的更新即历史的发展，也构成历史发展中的“合法的偏见”。正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以某种“合法的偏见”为前提，因此，伽达默尔提出，“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而“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对理论的赞美构成了对实践的反驳”。[13]在这里，正是由“合法的偏见”而引申出对“理论”和“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们反思“理论”和“实践”是富有启发性的。

“反思”和“思辨”，并不是黑格尔的“专利”，而是哲学的“天命”。反思思想的哲学必须诉诸辨析思想和追究前提的“思辨”，而“拒斥思辨”则只能是陷入作为“表象思维”的“常识”。深入地思考和体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3]《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4]《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版，第40页。

[5]《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版，第40页。

[6]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41页。

[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8]《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2页。

[9]《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页。

[10]《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11]《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页。

[13]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