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前提的普遍性，还表现在思想的构成总要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前提。这就是说，任何思想的构成，都是通过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方式构成的；没有把握世界的某种特定方式，也就没有某种特定的关于世界的思想。问题在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都不是凝固的和僵死的，而是在人类的前进的发展中历史地变化的。哲学的前提批判，就是揭示思想在自我构成中，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为前提。通过这样的哲学前提批判，就会变革和更新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从而实现思想的逻辑层次的跃迁。

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最深层地表现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恩格斯曾经强调地指出，在人的全部思想中，隐含着一个最普遍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2]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就在于它不像各门具体科学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那样，把理论思维的“前提”当做毋庸置疑的出发点，去实现思维和存在的某种形式的统一，而是把理论思维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考察的对象，去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只有理解哲学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才能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真实意义，才能把握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

哲学反思的根本特点，决定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对此，哲学大师们有明确的论断。例如，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提出，在所谓的“自然的思维态度”中，认识是深不可测的，而认识的可能性却是“自明”的；但在反思的哲学思维中，认识的可能性却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3]。他们都把哲学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人类认识何以可能的“前提”，并迫使这个前提由“幕后”走上“前台”，由“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从而遭到哲学反思的无情的批判。就此而言，康德的先验方法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都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前提批判的方式。

以“语言转向”为标志的现代哲学，充分利用“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公共性、多样性、历史性、可分析性和可解释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展开了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的思想前提批判。构成人的神话世界、常识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伦理世界和科学世界的神话语言、常识语言、宗教语言、艺术语言、伦理语言和科学语言，在这种追问“思想前提”的哲学反思中，不得不一一走上思想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前台”，暴露自己得以存在的“前提”，申诉自身继续存在的“根据”，变革自身发展的方式。

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以人类生活的历史发展为坚实基础的。哲学前提批判的自觉与强化，其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近代哲学的前提批判，主要是对“上帝本体论”的批判，即对“神圣形象”的批判；现代哲学的前提批判，则主要是对“非神圣形象”的批判，也就是对“尘世”中的各种文化样式的批判。

马克思正是以哲学的前提批判，深刻地揭示了“隐匿”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中的诸种“前提”，空前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人在各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而现代哲学所进行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义世界”批判、“话语方式”批判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非神圣形象”的思想前提的批判。

在这里，重新思考我国学者王国维所说的读书三境界，对于理解思想的前提批判是非常有帮助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界，虽然是登高望远，博览群书，但却只能是“获得思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虽然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但却不一定找到“思想的前提”；只有“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境界，在那人所未见的地方，才有可能找到“隐匿”的“思想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读书三境界”，既生动地体现了“前提批判”的艰难，也深刻地显示了“前提批判”的意义。

[1]《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3]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