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哲学智慧，哲学境界，最重要的是超越“存在主义的焦虑”。

前面讲过，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哲学总是以塑造“神圣形象”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总是以“终极性”的名义构成某种“绝对的绝对”，所以往往导致人们把现象与本质、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对立起来，似乎现象、个别、偶然是无足轻重的存在，惟有本质、普遍、必然才是关乎大局的存在。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认识论意义的本质与现象的对立，扩大为价值论的“标准”与“选择”、“崇高”与“渺小”、“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以“标准”取代“选择”，以“崇高”凌驾“渺小”，以“君子”规范“小人”。这种以“普遍性”压抑“个别性”的思潮，被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之为“本质主义的肆虐”。

在现代的人类意识中，是以“消解”这种“本质主义的肆虐”为己任的。然而，在这种“消解”的过程中，却又造成了现代人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焦虑”，就是人的思想与行为失去了“根据”、“标准”和“尺度”的焦虑，就是由于失去“根据”、“标准”和“尺度”所造成的“存在的空虚”的焦虑。

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有“标准”而无“选择”，那是一种“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痛苦。这就犹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最高的裁判者，它窥视、监督和裁判我们的全部意识活动，我们的意识无可逃避地受到“上帝”的窥视、监督和裁判，“上帝”就是我们的意识中的“宪兵”和“警察”。由此而形成的人的自我意识，不能不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

然而，如尼采所说的“上帝被杀死了”之后，也就是人类意识中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被“消解”之后，人类意识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上帝死了”，这对于有些人来说，取代人类心灵裁判者（上帝）的应该是人为自己负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既然心灵的裁判者（上帝）已死，人也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这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有两种不同的“虚无”，“一种是建设性执着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着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见女人就上。”[1]真理观的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多元主义和历史观的非决定主义，使得人们用以确认思想的“根据”、用以选择思想的“标准”、用以评价思想的“尺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在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选择中，却难以确认选择的“标准”。这就是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也就是哲学所说的“信仰的危机”、“形上的迷失”和“意义的失落”。

超越“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又陷入“存在主义的焦虑”，这是当代人类的一种生存困境，也是人类意识在当代的一种两难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正是当代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在当代人的意识中的表现。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这是当代人的最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把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对象化为某种确定的存在并使之神圣化，就造成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市场经济日益深刻地消解掉了这些“神圣形象”的灵光，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的存在视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未完成的存在，已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然而，由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消解掉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因此，面对这种“两极对立模式消解”的社会思潮，人类自我意识需要实现新的自我超越——重新寻求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尺度和标准。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使当代人类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这就是“现代人的困惑”，寻求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现代人的这种“物化”或“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超越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对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这是哲学在当代的创造性的使命。

[1]韩少功：《夜行者梦语》，《读书》1993年第5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