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也是哲学的最高理念。哲学理念与哲学境界的最高统一，是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正因如此，马克思曾经这样憧憬“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1]

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既表达了人类解放的旨趣，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又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历程，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的揭示；也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尺度，即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观照人类全部历史活动和整个历史进程。我们需要从解放的旨趣、历程和尺度的统一，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把人类奋斗的最高理想定位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即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首先意味着马克思对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想的承诺——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的价值理想的承诺。

在发表于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自己对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做出这样的表述：“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推翻”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一切关系”，这是马克思创建自己的全部学说的真正的出发点，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所承诺的最高的价值理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类解放。正是从自己所承诺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出发，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而把“对宗教的批判”视为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而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奠基于马克思对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即“生活活动”的理解，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生活活动”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不变的“人性”，而是这种“生活活动”的“目的性”或“理想性”与“历史性”的统一。马克思提出：“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能为前提。”[4]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的特殊的“生活活动”的辩证法，是这种“生活活动”所构成的人类所特有的“历史”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回答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也回答了人类的“理想性追求”与“历史必然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是物质世界的链条上的特定环节，物质世界是人类存在的前提，而“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开创了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历史”。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总是“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即人的历史活动总是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先前的人们所创立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构成人的“历史活动”的“前提”，因此，人们的“历史活动”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的“价值理想”就不是“虚无飘渺”的。“历史”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的发展实现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同时，“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又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从而凭借这种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把发展自己的理想变成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实现人的自身发展的现实过程。

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发现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为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揭示出一条“历史必然道路”。马克思提出，在人类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人类自身的存在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即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

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首先，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过程；其次，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尖锐地暴露了人的“异化”状态，又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蕴含的“解放的旨趣”一再地提示人们，人类的当代使命，决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且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或规律性并不与历史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相对立，恰恰相反，“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人的“目的”即“理想性要求”规范人的历史活动、校正人的历史活动，从而使人的历史活动成为实现人自己的目的的历史过程。就此而言，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理论都不仅承诺着某种引导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价值理想，而且这种价值理想又为人们提供一种反观和校正自己的历史活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我们反观人的历史活动提供了一个“解放的尺度”。

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人的历史活动的“目的”的自相矛盾，也造成了反观和评价人的历史活动及其“标准”的自相矛盾。这种历史活动的“目的”及其评价“标准”的自相矛盾，最重要的是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

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一种反观人的全部历史活动的“大尺度”；然而，正是在这个“大尺度”中，又蕴含着规范和反观人的历史过程的“小尺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离开这个“大尺度”所蕴含的“小尺度”，不仅造成了极左思潮的泛滥，而且使这个“大尺度”本身失去了自己的感召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思潮，“冷漠”与“淡化”马克思所承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然而，在人们的现实的价值选择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某种“大尺度”的制约与规范：其一，个人的价值理想总是某种具有社会内容的价值理想，而不可能是某种超社会性的自我幻想；其二，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某种社会性的价值规范，而不可能是某种超社会性的自我认同；其三，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某种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可能是某种超社会性的自我导向。因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去引导和规范自己的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从而自觉地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塑造和引导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自由发展”，这并不是一个“解放的神话”，而是“解放”的真实内涵、“解放”的现实道路和反观“解放”的人的尺度。以人类解放为真实内涵的哲学理念，是我们获得哲学智慧、进入哲学境界的“普照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