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人不仅因为智慧的痛苦而成其为人，而且具有开放性、非现成性的自由本性，这就决定了智慧乃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象。既然如此，哲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如果有的话，那时人也就终结了，或者说结束了自己的“进化”。因此，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因此，一般的哲学问题乃是人类明知道永恒无解但是却不得不永远追问下去的难题。人们追问哲学问题不仅仅有痛苦，有无奈，也有欢乐，毋宁说在“智慧的痛苦”中就蕴含着“智慧的欢乐”，而且是真正持久崇高的欢乐。按照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不仅起源于问题，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永恒的探索之中，因而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然而，如果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我们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和“什么是哲学”。表面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追问方式都是在追问哲学的那个“什么”（概念、定义、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我们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在逻辑上问的是这种东西的“本质”或“本性”，亦即规定它“是什么”的“定义”。然而所谓“定义”所表述的既可以是曾经如此或现在如此的实际状态，也可以是将来如此或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前者说的是“是如何”，后者讲的则是“应如何”，一个是“实然”，一个是“应然”。在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是没有这种区别的，或者说上述两方面是统一的，但是哲学却不在这“一般情况”之列。由于哲学家们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使得我们只知道以往人们关于哲学的不同规定，而无法确定关于哲学的一般规定，所以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什么”问的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而“什么是哲学”问的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够被我们称之为哲学，亦即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是什么”。当我们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追问哲学的时候，似乎显得对哲学有点儿不太恭敬，因为这意味着在“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与“哲学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着差别，把这个问题问到底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哲学过去或者现在是什么样子，它有可能还不是它应该所是的样子。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那么，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区分为“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样两种不同的问题形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这种区别是有意义的，我们除了知道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思想之外，究竟能否把握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普遍规定？

首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的区别给我们的启发是，哲学的一般规定与科学的一般规定是不同的，它具有更广泛的“宽容性”和“历史性”。关于哲学的规定应该体现它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这种领域和范围亦有其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亦不应该企图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除非这种哲学思想确实可以涵盖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倘若如此，它也就不是“一种”哲学了）。因为哲学的问题和对象根源于人类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之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就人类有理性而言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理想，但是就人类的有限性而言他又不可能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虽然他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但他又不可能不追求这一理想，哲学就产生于这个“悖论”之中。由于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暂时与永恒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我们命中注定要千方百计地去尝试各种方式以图超越这一界限，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是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而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由此可见，哲学不可能存在于“一种”哲学之中，而只能存在于所有哲学之中，因为任何一种哲学都只不过代表着哲学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而不可能代表哲学问题的所有解答方式。我们之所以坚持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做出区别，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所谓哲学归根结底乃是哲学史这个道理。这也就是说，谁要想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就必须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可能的哲学都考虑在内，我们不能按照给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规定哲学，因为一旦哲学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定义，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了。

所以，“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需要用整个哲学史来回答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哲学的本性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