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非哲学专业的人看来——其实大多数学习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是一样，哲学不仅无用，而且晦涩难懂，因而人们若不是对哲学敬而远之，就是对之不屑一顾。我们前面所说的话，试图消除关于哲学无用的成见。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喜欢哲学，但也读不懂哲学著作，那么我们怎么学哲学？

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正常，虽然的确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语言。

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无论你学了多少种外语，那些外语也一样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时，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形成的。但是，当我们试图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另一种语言可供使用，换言之，我们也只能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不得不扮演“一仆二主”的角色：同样一种语言，既要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有限具体的事物，又要用来表达抽象的有时甚至是无限的哲学对象。问题是，我们能否使用有规定性的话语来表达无限的哲学对象？！这显然是成问题的。

因而哲学家们始终挣扎在这种困境之中。

并不是哲学家们都不会正经说话，也并不是我们的理解力都成问题，以至于不能理解哲学著作的深奥寓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著作晦涩难懂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问题作为永恒无解的难题，的确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哲学家们并不是在故作高深，而是有苦难言：他们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却苦于说不清楚，他们千方百计试图找到某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的话语方式，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不过，哲学家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是一回事，我们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可以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熟悉了哲学家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就是熟悉他们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思路，理解他们的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哲学不应该让人们敬而远之。哲学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还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假如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就以这张桌子为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是从哪里来的？使桌子成为桌子的究竟是构成桌子的材料，还是桌子的概念？构成桌子的材料与桌子的概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具体的桌子生灭变化，桌子的概念是不变的，那么桌子的概念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假如桌子都毁灭了，不存在了，桌子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桌子而不是椅子？我们能够形成关于桌子的知识吗？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与桌子本身是符合一致的吗？……如此等等。

按照柏拉图的思路，世界上有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桌子，一张现实中的桌子，一张是作为桌子的概念的桌子。柏拉图认为，画中的桌子摹仿的是现实中的桌子，因而最不可靠。现实中的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存，也不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桌子的概念，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桌子的毁灭而消失，它才是真正真实的存在。显然，经验论者肯定不会同意柏拉图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念，只有现实存在的、被我们感觉到的具体的桌子才是实在的，所谓一般普遍的桌子概念并不存在，也没有意义。然而，若是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立场看，现实中的桌子不过是物，认识中的桌子受到主客二元式的认识框架的限制，不可能把握桌子的本性。只有画家的桌子不同，他实际上将桌子、使用桌子的人——尽管它可能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上——连同他的世界，浓缩在一幅画中，等候欣赏者融入其中，打开艺术的世界……

可见，由一张桌子几乎可以问出所有的哲学问题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 nicht Werke），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言外之意，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所以，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永远“在途中”。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学说之中，而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则是问题史，因而哲学的全部意义乃存在于追问和求索之中。

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这种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充满张力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体现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如果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哲学史就是哲学家们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对话”的过程。就“对话”而言，它可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对话”，二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思想“对话”，三是我们在学习哲学亦即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与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思想“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话”乃是哲学保持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功能，而且“对话”（dialogue）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义。

首先，哲学史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

哲学是思想，哲学的对象是思想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注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19—26，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黑格尔以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作为《哲学全书》的结束语，并非偶然。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乃是“对思想的思想”，亦即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哲学问题并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精神为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家园，它体现的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的某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自由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论，哲学的对象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理想性的存在。思想这个对象，也就是有限的思想者去思想某种无限的思想。这并不是说，存在着某种脱离人类精神而独立存在的思想对象，实际上所谓无限的思想不过是人类的理想对象，因而哲学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即现实存在的人类精神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之间的“对话”，亦即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有时可能被哲学家们“外化”为某种客观对象而思考之，但归根结底具有理想性的特征。

其次，哲学史也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由于哲学问题永恒无解，故而吸引着一代代睿智的头脑思考和探索。毫无疑问，哲学家们都是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因而哲学史具有前后继承和发展的特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哲学问题都是基本的或者根本的问题，哲学家们的思考也非常根本，以至于他们只要发现了一条有望通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便会将其发挥到极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走到了尽头。所以，哲学家们的思想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也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后来的哲学家们就必须将前人之所思都思清楚，然后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对于哲学对象的思考本身亦成为了后人的思考对象，而且在哲学思考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大师有许多著作都是在研究和解读以往的哲学思想时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不恰当地说，或许正是哲学家们艰苦卓绝的运思，为作为哲学对象的理想境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们学习哲学史也是我们与哲学家进行思想“对话”的活动。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亦即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做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而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做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做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做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注4：参见叶秀山：《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

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存在的组成部分。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所以，哲学史从来就不是什么死材料的堆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律动。

显然，就“对话”的本性而论，我们与哲学家们的思想对话并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类似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

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读他们的书需要“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以往传统的解释理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将理解和解释看做是对本文原著之纯粹的再现，强调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读原著。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古人的视界“复制”到现代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