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而这一变化的可能性就在于此前相当发达的文明湮没了。这就是说，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与东方古代文明具有大致类似的基本特征，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大概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希腊文明，也不会有今天的西方文明。历史之所以并非如此，是因为文明的中断使后来的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古老传统、宗教和宗法制度的限制，而这些东西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它们发挥着维系文明的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例如在缓慢持续发展的中国文明之中，古老的传统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一切有所创新的思想除非纳入传统的框架之内，或者采取阐释传统思想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的产生、传播和影响。简言之，文明发展的中断为希腊人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甚至形成了西方哲学反传统的“传统”。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克服来自外在的和内在的两方面的限制：外在的限制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他必须通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求得生存，而人类克服外在自然之限制的根本方式就是以社会性的存在对付自然的挑战，这就形成了所谓内在的限制。为了在自然中生存下去，人类结成了社会，而宗教、神话、宗法、伦理等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就成了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纽带，这些东西既可以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存在的支柱，同时也最终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新思想产生的障碍，而且它们往往以极其强大的势力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今天传统的制约仍然需要勇气、时间和精力去克服，更不用说古代人了。由此可见，希腊理性的诞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文明的“中断”，这一中断使希腊人比较少地受传统的限制和束缚，使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有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自由，因为希腊远古曾经发达的文明虽然湮没了，但是后来恢复起来的文明也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法制度的传统，仍然需要人们去克服，只不过这个包袱相对而言不那么沉重罢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