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结论只能是：“在一切情况下，我们对所显现出来的对象都不得不保留意见，不作判断”（注22：《古希腊哲学》，第658页。）。

显然，阿格里帕的论证比爱那西德穆的论证更具普遍性和抽象性，也更精致和深刻。它们不仅暴露出绝对主义形态各派哲学的一些弊病，而且涉及到了思维本身的一些问题，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中的某些内容被后来有些哲学家以改变了的形式一再提出来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后的哲学家如果想要建立一种形而上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这五个论式的挑战。哲学家们为了改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观点分歧），必须为自己的理论学说寻找根据和出发点。然而这个根据还需要另外的根据来证明（无穷后退）。于是哲学家们试图确定某个不证自明的根据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假设武断），为了避免独断论，他们便从第一原理出发构建哲学体系，反之，亦以哲学体系来证明第一原理（循环论证）。事实上，哲学家们对事物的言说都是在相对于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不可能把握事物本身（相对性）。

在阿格里帕之后，有些怀疑派者为简化起见，进一步把他们存疑的根据概括为两个论式。其一，没有什么事物通过自身得到理解。因为我们既不能用一个可感物作标准，也不能用一个可知物作标准。我们所采用的每个标准都是有争议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其二，没有什么事物通过其他事物得到理解。因为“一个能通过它而理解别的事物的事物自身，必然也要通过其他事物得到理解，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或者无穷后退”（注23：《古希腊哲学》，第659页。）。既然每个被理解的事物都显得要么是通过它自身被理解，要么是通过其他事物被理解，而这两种情况已被证明都不可能，那么显然就没有什么事物能被理解。所以，他们主张怀疑一切事物。

怀疑主义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可感现象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指出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暴露了独断论哲学在建构体系时的缺陷，发现了认识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破除人们对知识的盲目迷信和对求知的盲目自信，迫使哲学进行自我反省，促进理论思维的提高和哲学思考的深入。正因为如此，它对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活力与魅力。当然，怀疑主义的结论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对希腊哲学理性基础的瓦解也是致命的，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流行。所以就此而论，怀疑主义实际上并未达到消除独断论的目的，只是促使它改变了形式，因为希腊哲学最后一个哲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就是以神秘主义的独断论形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