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基督教文明与希腊文明一道，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大源泉。那么，基督教哲学给哲学带来了哪些不同于希腊哲学的问题呢？

这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说，基督教哲学贡献给哲学的首先是它的超验性。虽然希腊思想中也不乏超验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从主导方面看，希腊哲学是现实主义的，而基督教哲学却以弃绝尘世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无限的超感性的世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开拓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次是内在性。基督教使无限的精神（实体）具体化于个人的心灵之中，与希腊哲学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它诉诸个人的内心信仰，主张灵魂的得救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场。再次是自由的问题。自由在希腊人那里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必然性的观念。基督教就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意志问题始终是基督教思想中的难题。最后是超自然主义的观念。在希腊人那里，自然是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而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不但没有神性，而且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可供其任意利用的死东西。基督教贬斥自然的观念固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然而却从另一方面为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使后人在认识世界之外亦树立了改造世界的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初的基督教具有与理性和知识相对立的极端倾向。作为宗教，作为贫苦大众的宗教，基督教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排斥知识的方式。《新约·马太福音》把是否信仰基督作为衡量聪明与愚蠢的标准，圣保罗则说：“就如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哪里有智者？哪里有经师？哪里有这个世界的辩士？岂不是上帝让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仰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然而，随着基督教逐渐扩大了影响，就有了理论化的需要。《新约·约翰福音》已经开始利用“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哲学概念了。此后，种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促使基督教最终采取了理论的形式，造就出基督教哲学这种独特的理论形态。

除了基督教作为新生的宗教其自身需要理论的建设等内在原因之外，有一系列外在原因迫使基督教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

首先，在基督教诞生的年代里，哲学依然是罗马帝国社会上层人士所喜爱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为了获得这些上层人士的谅解、理解、支持乃至皈依，竭力宣扬自己与哲学的一致。早期教父所提出的“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这一口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接过古希腊哲学的一些术语、词句和学说来论证和阐述自己的信仰，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其次，罗马帝国社会的长期动荡，导致哲学从理论向实践转型，使伦理学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灵魂的安宁成为哲学的最高目标，与神的交往也成为许多哲学家喜闻乐见的主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在这些同样为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上的探讨，也已经为基督教与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融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再次，基督教产生之初，立刻就遭遇到以哲学理性为代表的强大的希腊罗马文化。晚期希腊哲学无论是出自传统的多神论立场，还是出自哲学的理性立场，都不免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口诛笔伐，而基督教也自觉到自己是当世思潮的竞争者之一，因而积极地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辩护和斗争。显而易见，在与哲学的这种斗争中，哲学自身的词句无疑是基督教所能利用的最佳武器。

最后，基督教形成的时代，也是罗马帝国各种新兴宗教竞相产生的时代，诺斯替教、摩尼教等都曾一度成为基督教的有力竞争对手，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异端。也可以说，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与异教、异端论战的历史，这种论战的需要也同样促进了基督教的哲学化。

在这些内因、外因的交织作用下，基督教会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挺身而出，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理论上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信仰。这些人或奔走传教，或著书立说，力图使基督教的信仰与哲学的理性统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活动，基督教第一次有了相对统一和完整的教义，因而他们被教会尊为“教父”，即教会的父亲，他们的思想就被称为“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