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确“复兴”了古代文化，不过“复兴”古代文化并不是新时代哲学的实质和目的。对古代文化的复兴，可以看做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针对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手段，由于新思想还不成熟，所以需要用旧瓶来装新酒。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逐步深入，旧哲学的形式开始被逐渐地抛弃，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上帝、宇宙、人及其认识的问题。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文艺复兴时代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二是发现了自然。一旦人们用感性的、实验的眼光重新观察它们，它们便展露出新的面貌。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哥白尼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实现了天文学的革命；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将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天文学变成一门严格精密的科学；伽利略发现了落体定理和惯性定理等，为近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等学科都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成果也都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之中，使其具有浓重的自然哲学色彩。

我们可以用三个人的名字来描绘近代哲学的曙光，他们是尼古拉·库萨、布鲁诺和弗兰西斯·培根。

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附近的库斯镇，在海德尔贝格大学、帕多瓦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了法学、数学、哲学、神学的教育。毕业后成为神职人员，先后担任过教皇特使、主教、枢机主教、教皇总助理的职务。他曾为东西方教会的合并积极活动，主张宗教宽容，并进行过教会内部的一些改革。他除了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外，还极为关注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他的代表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

库萨思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问题，即有限的人类理智如何认识和把握无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库萨继承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些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上帝是“极大”、是“对立面的一致”、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

在《论有学问的无知》一书中，库萨区分了三种极大：

第一种是绝对的极大。关于极大，库萨的定义是：“一个事物，不可能有比它更大的事物存在，我称之为极大”。（注18：《库萨著作集》，第一卷，柏林，1967年拉丁文版，第3页。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3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样的极大不是通过比较产生的最大，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极大，即绝对的极大，这一极大就是上帝。上帝作为无限的“一”把一切有限者都包容在自身之内，但这种包容并不是整体对部分的包容，不是用多来构成一，而是多融化在一中，在一中一切都毫无差别地是一。因此，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这种一致既是万物的本原和本质，也是万物的归宿。在无限的一中，一切对立和差异都最终消逝，一切潜在都成为现实。正像在无限的图形中直线与圆、三角形等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一样，在无限的上帝里面万物也都没有区别。一切对立最终在上帝里面达到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上帝把一切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之中，自己却是无对立的统一。相比之下，对立普遍地存在于有限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由程度不同的对立面构成的。在它们里面，这一方面多些，另一方面少些。通过一方压倒另一方，事物获得了对立面某一方的性质。”（注19：《库萨著作集》，第一卷，第38页。《西方哲学史》，第323页。）在有限事物中，不可能达到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有限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

第二种是限定的极大，即宇宙。宇宙是存在者的普遍统一。但它的统一被限定在多中，离开了多它就不能存在，宇宙的存在也依赖于上帝。因此，宇宙不是绝对的无限，而是相对的无限，即时空上的无限，因为不存在任何把宇宙包入其中的界限。宇宙既然在时空上无限，就时间来说也就是永恒的，就空间来说也就既无中心也无边界。因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谓的恒星天也不是宇宙的边界。地球和其他所有星球一样，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只不过是宇宙大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在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之前，库萨已经在哲学上宣告了“地心说”的破产。

此外还有第三种极大：既绝对又限定的极大。库萨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成为自己那个类的极大，因为如果它达到这种极大，就会和上帝一样是无限的。但低级的事物即使成为无限，也不可能与上帝同一，因为它们缺乏完善性。例如，圆即使成为极大，也只不过是无限的数学图形罢了。惟有人类适宜产生这样的极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一个小宇宙或者小世界。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合了尘世的东西和神的东西，结合了物质、有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理性，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宇宙。但人类中只有一个个体能够达到类的极大，这就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耶稣由于是个体而是限定的极大，又由于与上帝同一而是绝对的极大。在库萨的哲学中，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完善人性的代表。

上帝作为无限是不可认识的，因此人的认识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

认识就在于确立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认识就相对容易；如果二者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认识就相对困难；如果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关系，认识就无从谈起。我们对极大的认识就属于这种情况。绝对的极大是无限，而无限与有限之间是没有比例关系的。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一种“非理解的方式”来把握上帝这个“不可理解者”，也就是说，从有限事物出发，以有限事物为符号，并超越它们的有限性，从而达到无限。在所有有限事物中，数学符号是最理想的符号。例如，根据圆弧扩大到无限就是一条直线，可以得知在无限中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并进一步得知在上帝里面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所以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对上帝的这种把握不是借助知性的逻辑演绎，而是借助类比和理性的超越实现的。就此来说，它是一种非理解的方式，在精确认识的意义上是一种无知；但它又是以人的知性认识为出发点，借助对数学符号的精确认识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又是一种近似性的知，是有学问的。更何况，认识到上帝是无限的，是不能精确认识的，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知，也是对我们自身认识能力的一种知。“有学问的无知”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库萨虽然否认我们能够精确地认识真理，但又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猜测无限地逼近真理。绝对的真理虽然是“永不可及”的，但认识一方面是对真理的分有，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认识的真谛就在于这种“永不可及”和“越来越近”的辩证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人是可以在无限的过程中认识真理的。

库萨关于“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论证了精神的无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为哲学的最高主题。因此，一些哲学史家认为，只有库萨的哲学才真正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从而无愧于近代哲学的思想先驱。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诺拉镇的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在当地拉丁语学校毕业后，于1565年进入多米尼克修会的一家修道院。因广泛阅读哲学和科学著作、对教规禁锢表示不满而受到院方监视，并面临被宗教裁判所拘捕的危险。为了逃避迫害，他流亡欧洲各地16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最终因被人出卖而落入宗教裁判所。在8年的监狱生活中，布鲁诺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字、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

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受到库萨的较大影响。布鲁诺自己在一次讲演中曾以崇敬的口吻谈到库萨：“哪里有能与那个库斯人媲美的人物呢？他越是伟大，就越是不被人所理解。倘若不是祭披有时遮掩了他的天才，我就会承认，他并不与毕达哥拉斯相同，而是比毕达哥拉斯伟大的多。”（注20：参见《西方哲学史》，第328页。）布鲁诺毅然抛弃了库萨的“祭披”，即源自神学的不彻底性，同时吸取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成果，建立了一个泛神论的哲学体系。

与当时许多哲学家一样，布鲁诺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多地倚赖于空洞的幻想和更加远离自然，而实际上他们批判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被经院哲学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哲学中到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似乎离开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他们还不知道怎样表述哲学思想。

布鲁诺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

所谓本原，是指从内部促成事物的形成，并且作为该事物的基本要素，留存于该事物之中的东西。本原又叫实体。形式是积极的潜能，物质（质料）是消极的潜能。形式与物质相结合而产生万物。精神、灵魂、生命处于万物之中，并按照一定的程度充满全部物质，因而是万物的真正形式，世界的形式就是“世界灵魂”。但形式不能离开物质独立存在。“形式离开物质，便没有存在，形式在物质中产生，在物质中消灭，来自物质和归于物质。”（注21：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除物质以外，的确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常驻的、配称本原的。“将自身包含的卷缩东西舒展开来的物质，应该称做神物和最优秀的生产者，应该称做自然万物以及全部实体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亲。”（注22：《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9页。）

所谓原因，是指从事物的外部促成事物的产生，并且自身留存在事物之外的东西。物理世界的作用因就是“普遍的理智”或“世界理智”。普遍的理智是世界灵魂内部的一种特有的能力，“是它使物质承受了所有的形式，是它根据形式的意义和条件，赋予物质以形状、塑造并形成万物，使万物处于这么一种惊人的秩序中”（注23：《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4页。）。但普遍的理智并不是从外部将形式赋予物质，因为形式本来就包含在物质之中。与其认为物质没有形式，排除形式，倒不如说物质包含形式、囊括形式于自身之中。形式“被作用因唤起进行活动并处于物质之中”（注24：《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7页。）。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理智是自然万物的真正作用因，就它的存在不同于其产物的实体和实质而言，它是外因；就它也在事物之中起作用而言，它是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