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的基础是理性，目的则是通过科学和知识使人摆脱内与外的限制和束缚而获得自由，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与希腊哲学比起来，近代哲学有着不同的精神。希腊哲学的理性是朴素的和辩证的，而近代哲学的理性则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理性被理解为科学理性。不仅如此，希腊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只有认识自然的思想而没有改造自然的观念，近代哲学则更突出了改造自然的目的，因而哲学就具有了某种实用性。然而，由于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所以当它提倡理性和科学并且试图将科学精神和方法贯彻于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的时候，在它的基本精神内部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启蒙要求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自由，而科学进步的结果证明却是严格的决定论；启蒙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试图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而科学理性视野下的人其本性却是物性，人反而不成其为人，如此等等，暴露了理性（科学）和自由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从20世纪50年代左右开始，对启蒙主义展开深入的批判和反思的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事实上，无论启蒙主义有哪些局限性，它都是西方哲学必经的阶段。可以说，古代哲学以客体为原则，近代哲学则是以主体为原则，这种主体性原则就体现在启蒙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中，而且与认识论问题密切相关。古代哲学基本上沉浸在感觉经验之中，哲学家们的工作是如何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的概念来。所以，虽然古代哲学家始终围绕着知识进行思考，但实际上认识论并不发达，认识论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近代哲学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不仅将认识论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而且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朴素观念，形成了主体性原则或自我意识的原则。显然，如果不能将主体客体划分清楚，不能对主体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认识论是不可能向深入发展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近代哲学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而使笛卡尔成为近代哲学名副其实的创始人的乃是一个哲学命题，这就是：“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