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自我意识就是知识中的最高原则，它是惟一可能的同一而综合的命题。所以，就像在自然哲学中自然的统一体表现为原始的两重性一样，在先验哲学中，自我意识在同一性中也表现出一种原始两重性，反之，亦在原始两重性中表现出同一性，这就构成了先验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因而，自我意识是先验哲学的最高根据，一切先天综合知识都是从这个最高的综合中产生的。谢林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费希特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在其哲学中更加鲜明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所有这些，都为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做好了准备。

先验哲学包括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以及两者的结合点目的哲学，最后是艺术哲学。

理论哲学研究的我们的认识活动，分为感觉、知觉和理性抽象三部分。谢林这样解释知识与对象的同一性：自我原本是同一的（我＝我），由于原始的差别（主词与宾词）而开始分化，分化为对象之我和主体之我，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同时构成的，而且是同一个东西的同时分化，所以它们当然是同一的。

理论哲学讨论的是“认识”，实践哲学讨论的则是“意志”。它们的信念是不同的。理论哲学以对象在我们之外，我们受到对象的必然限制为前提，而实践哲学则认为我们不是受必然性制约的，而是自由的，能够从思想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并且获得客观实在性。认识活动是从现实世界向表象世界的转化，实践活动则是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化。如果说理论哲学的对象是“自然”，那么可以说实践哲学的对象就是“历史”。前者是必然性的领域，后者则是自由的领域。

谢林把历史看做是第二种更高的自然界。历史也是有规律的，它服从的是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一说到“历史”，其概念就包含着无限进步的意思，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力图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整个历史乃是“绝对”不断启示，逐渐显露的过程，它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命运”，即完全盲目的力量。它冷酷无情，无意识地毁灭最宏伟壮丽的事物，其结局是光辉灿烂充满奇迹的古代世界的灭亡。

第二个时期：现代社会。时间从罗马共和国扩展版图的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原本表现为命运和盲目的力量的东西，表现为明显的自然规律。它强迫着自由和最放荡不羁的举动服务于一种自然计划，因而逐渐地引起了历史中的机械规律性。

第三个时期：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中，以前表现为命运和自然规律的东西将作为“天启”而得到发展和显示。“这个时期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无法回答。但是，当将来存在这个时期时，上帝也将存在。”（注11：《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53—254页。）

谢林在其历史哲学中说明了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人虽然在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在其行动的最终结局方面却取决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凌驾于人之上，甚至操纵着人的自由表演”。（注12：《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45页。）在他看来，历史的规律性作为一只“未知的手”编织出来的东西，通过人的任性的自由表演，贯穿在全部历史过程之中。人在历史舞台上作着自由的表演，但背后由“绝对”决定着引向一个他们预想不到的目标上去，那也许是他们并不打算去的地方。谢林的这一思想可以看做是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的历史哲学的前奏。

不过，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毕竟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论哲学看来，对象在我们之外，我们的认识必须以对象为真理。而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对象必须服从主体的意志，现实世界必须以我们心中的思想为真理。结果，我们要有理论的确实性，就得失去实践的确实性，要有实践的确实性，就得失去理论的确实性。显然，这一困难是它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一种既非理论也非实践，同时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中间环节里，我们才能解决问题。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目的论”。从理论、实践到目的论，谢林基本上按照康德三大批判的思路，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

以往的哲学要么坚持目的论反对机械论，要么坚持机械论反对目的论。只有先验哲学把两者结合起来了。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是通过理智的一种完全盲目的机制产生出来的，由此有意识的活动与无意识的活动就这样会合了。自然界虽然不被合乎目的地创造出来，但又是合乎目的的，因而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始和谐。

现在，我们证明了自然界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始和谐，不过还没有证明在人的产物中，自由与必然、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我们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这种同一。在先验哲学中始终没有达到的主观向客观的转化，现在在艺术哲学中成为可能了：具有绝对客观性的那个顶端就是艺术。

艺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终点，我们应该由主观性走向客观性，获得客观真理或认识“绝对”本身，这就要求有意识的活动与无意识的活动必须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作品。

为什么？

因为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表现自己的明显的意图置于其中的东西而外，好像还合乎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无限性，而要展现这种无限性，任何有限的认识活动都是无能为力的。在艺术品中，有限的东西与无限的东西统一起来了，它终于把无限之物表现出来了。显然，真正天马行空，飘然太虚，游乎于天地之间，那是惟有天才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先验哲学的终点，谢林走向了神秘主义，而其根源早就种下了，那就是他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性。

整个哲学发端于绝对，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只能描述和言说有差别的东西，因而这个绝对单纯、绝对同一的东西是不能用描述的方法来理解或言传的，绝对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对它只能直观。当然，这个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直观。但理智直观本身纯粹是内在的直观，只是主观的，没有客观实在性。因此，它只有通过第二种直观——艺术直观——才能成为客观的。所以，艺术是哲学惟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艺术好像为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通过它有可能使我们在激扬狂放物我两忘的美感体验中，与绝对融为一体。

现在，先验哲学由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出发，又回到了原始的同一性。它在艺术的帮助下在理智直观中与绝对同一性融为一体，消除了有限性、差别性，回到了“绝对”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谢林还是很清醒的，他意识到艺术与哲学的紧密结合还不是现实的，它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世界的未来命运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在自然哲学中完成了客观的东西的绝对综合，在先验哲学中完成了主观的东西的绝对综合。我们虽然在先验哲学的终点“艺术哲学”中指出了从主观性向客观性过渡的方向，但那毕竟只是“方向”，而且还仅仅是在先验哲学之主观性的内部完成的。现在的任务是，把自然哲学即客观的东西，与先验哲学即主观的东西，统一到绝对同一性之中。

在此，谢林遇到了难题。

谢林坚持认为绝对是无差别的同一性，这就在有差别的世界与无差别的绝对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谢林通过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来弥补费希特知识学的不足，然而现在，斯宾诺莎的难题亦出现在谢林的面前：这就是无差别的实体与有差别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出发，我们很难说明这个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如何产生出有差别的世界，也无法说明以主体和客体之差别为前提的认识活动如何能够把握这个绝对同一性。谢林认为，对于这个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是不能用概念来认识和表述的，对此我们只能诉诸“理智直观”。然而理智直观乃是纯粹内在的，它缺少客观实在性，所以这个理智直观必须借助于美感直观或“艺术直观”，因为只有在艺术直观中天才才能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超越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实际上，当谢林设定那个超乎主体客体之上的绝对同一性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已潜伏其哲学之中了，而先验哲学的解决方式毕竟只是主观性的方式。

问题是，谢林始终不能放弃绝对的无差别性。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君父生活在永恒的安乐窝中，超乎任何斗争之外，他在自己的统一中平静而不能被触及，像在一个不可接近的城堡中一样。绝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非思维也非自然，而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高居于两者之上，其纯洁性绝不受有差别之物的沾染。这样一来，主客之间的差别状态就是在绝对同一体之外发生的。那么，绝对同一体如何是有差别的世界的本原性，有差别的世界如何由绝对中产生呢？由此可见，谢林克服了康德的主客二元论，却又陷入了同一与差别的二元论。

于是，谢林不得不求助于神秘的“启示”。他的晚期哲学表现为一种天启哲学或神话哲学，应该说是其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曾经说过，谢林把上述早期思想称为“消极哲学”，即便被黑格尔“剽窃”了也无所谓，因为哲学的归宿是他的“积极哲学”——宗教哲学。在谢林看来，历史是按照上帝的精神编写的一部史诗；它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到离开这个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个地方回归到人类的中心。像《荷马史诗》一样，前一部分仿佛是历史的伊利亚特，后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奥德赛……

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康德、费希特还是谢林，最终都走向了信仰，而这也意味着康德的后继者们还没有真正超越康德。

20世纪有些哲学家将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看做是一种倒退——从批判哲学倒退到了形而上学。的确，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并不是康德哲学惟一的出路，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毕竟也是一条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都试图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都试图重建形而上学，然而却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实现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个理想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黑格尔的肩上。

参考书目

1.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86年。

2.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

4.古雷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梁志学：《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6.古雷加：《谢林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