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

我们出发去看克默里西前，收拾了他在回家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熙熙攘攘的野战医院里弥漫着石炭酸、脓味儿和汗味儿。尽管有些气味我们已在兵营中熟悉，但在这里，还是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打听到了克默里西的位置。他躺在大病房里。看见我们后，他神情虚弱地跟我们打招呼：有高兴，也有无助的激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表。

米勒摇着头：“我跟你说过，这么好的表，就不该带来。”

米勒有些笨拙，有些固执，要不然他就不该吭声。谁都看得出，克默里西走不出这间大病房了。他是否能找回他的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能找到，也顶多寄回他家里。

“你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西耷拉着头：“还行——只是，我的脚实在太疼了。”

我们望向他的被子。他的腿上放了个铁丝篓，被子被撑成拱形。我踢了下米勒的脚踝，否则他差点把卫生员在外面讲给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西：他已经没有脚了。他的腿被截去了。

他看上去真糟。蜡黄，苍白。脸上已经有了几条我们熟悉的陌异线条。这种线条我们已见过百次。确切地说，那不是线条，而是征兆。皮肤下的生命已不再律动。它已出走，到了身体的边缘，而死神正在体内持续地工作，甚至控制了他的双眼。这里躺着不久前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的伙伴克默里西——仍是他，却不再是他了。他的样子变得混淆、模糊，就像一张冲洗了两遍的底片，甚至他的声音也喑哑如灰了。

我想起当年出发时的情形。他母亲是个善良的胖女人，陪他到了火车站。她不停地哭，脸哭得又肿又胀。克默里西有些难为情，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不冷静，简直哭成了一团泥、一摊水。之后她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到了外面多照看弗兰茨。他确实有一张孩子气的脸，骨骼柔软，只背了四周军囊就成了扁平足。但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照看另一个人！

“你这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要是等到休假，你起码还得熬上三四个月。”

克默里西点点头。我不忍看他蜡一般的手，指甲里还残留着战壕中的泥巴，蓝里透黑，就像中了毒。我忽然想象着，这些指甲将继续生长，长得很长，当克默里西早已停止呼吸，它们仍像幽灵般在地下生长。我看到一幅画面：它们卷曲得像开软木塞的螺丝锥，不停地长啊长——还有他的头发，从崩裂的脑壳中长出来，像青草破土而出——正如青草。但这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西指了指：“放在床底下吧。”

米勒照办。克默里西又提起了那块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才能不叫他起疑心！

米勒直起腰，拎出一双军靴。一双漂亮的英国军靴。柔软的黄色皮革，靴帮高到膝盖，鞋带自下而上系着。一件叫人稀罕的东西。米勒一眼就看上了。他拿起靴底比了比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靴，问道：“你要带着这双靴子吗，弗兰茨？”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即使他恢复健康，也只能穿一只靴子。这双鞋对他没什么用了。可照眼下的情形，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肯定马上把它拿走。

米勒又问：“你不想把它留在这儿吧？”

克默里西表示不想。这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建议道，“前线用得着它。”

可克默里西仍不动摇。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这才迟疑着又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之后告辞：“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早再来看他。米勒也这样说。他还惦记着那双系带皮靴，要过来亲自守着。

克默里西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住一名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西打一针。

他拒绝了：“要是人人都能打上吗啡，那我们还不得有几大桶——”

“你们就知道伺候那些军官。”克罗普愤恨地说。

我赶紧解围，递给卫生员一根烟。他接过去。随后我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他打一针？”

他像受了侮辱似的：“你们怎么还问，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又把几根烟塞到他手里：“帮我们个忙吧——”

“那么，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他不相信这个人，要亲眼看着他给克默里西打上吗啡。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它可是太适合我了。我这双蠢鞋磨脚，磨得我脚上一个水疱连着一个水疱。你觉得，他能挺到明早值班的来吗？要是他半夜挂了，我们不是眼看着那双靴子——”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肯定地说。

我们朝营房走去。一想到明天要给克默里西的母亲写信，我就感到浑身冰冷。我想喝酒。米勒拔起几根草，塞进嘴里嚼着。小个子克罗普突然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结巴着说：“臭狗屎，他妈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走了很久。克罗普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刚才崩溃了。谁都有过这种时候。米勒问他：“康托列克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什么了？”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人都愤怒地笑了。克罗普一路骂骂咧咧。他很高兴，他还能开口说话——

是啊，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这么认为！钢铁青年。青年！我们还不满二十岁。但年轻？青年？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