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我们向他们射击,可他们还是越逼越近。情况不好。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待在洞里。他见我们因为炮火太猛,只能多考虑掩蔽,没有击中敌人,就拿出一支步枪,爬出洞,卧倒,胳膊撑住瞄准。他放了一枪: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暗处朝他射击,他中弹了。但他仍旧卧倒,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目标,“砰”地发出一枪。之后,贝尔廷克扔下步枪,说了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走在后面的受了伤,倒下去,管子从另一个人手里脱落,火焰妄自向四面八方喷射着,两人都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枪。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削掉了他的下巴,而这颗力量十足的子弹,随后又炸烂了莱尔的屁股。莱尔呻吟着,撑着双臂,血疾速地奔涌出来。谁也帮不了他。几分钟后,他像根漏瘪的管子,无力地瘫倒了。他在学校里数学最好,可又有什么用呢?
***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最血腥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像披金戴蓝的天使,站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战败了,但谁也不谈论它。我们后退。一次巨大的进攻战役后,我们再也无法进攻。我们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征战依旧继续——死亡依旧继续——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再没有什么比出发去前线,需要更多的默默忍受。停战与和平的传闻浮出水面,混乱而令人兴奋。它搅乱我们的心,让出发变得异常艰难!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没像炮火袭击的时候那般苦涩而恐怖。惨白的脸趴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住唯一的念头:不!不!别在现在!别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1918年夏天——希望的风吹过烧焦的田野。焦躁和失望的狂热冲动,对死亡最痛苦的毛骨悚然,难解的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流传着结束的传言?
***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我们度过了几星期的雨天——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淤泥,灰色的死亡。我们一出去,雨水就打湿我们的外套和上衣——在前线的日子皆是如此。我们始终是湿的。为了让泥水慢些涌进鞋里,穿靴子的在靴子上裹住沙袋。步枪生锈了。军装粘在身上。一切都在流动和溶解。泥泞、潮湿而油腻的大地上,是一个漂着血色漩涡的黄色池塘。死者、伤员和尚且活着的人,都慢慢深陷进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集的子弹从一片混沌的灰黄中撕开受伤者凄厉的孩子般的叫喊。到了夜晚,破碎的生命吃力地呻吟着归于沉寂。
我们满手沾土,浑身泥浆。我们的眼睛是蓄水池。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
酷热如同潮湿的海蜇,闷吞吞地跌进了我们的坑穴。然而就在这夏末的一天,取饭的路上,卡特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人。我包扎了他的伤口,胫骨看样子被打碎了,是骨头中弹。卡特绝望地呻吟着:“现在这个时候——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安慰他:“谁知道厄运还会持续多久!你这下得救了——”
伤口开始急剧流血。我想试着去找副担架,又不能扔下卡特一个人。而我根本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特并不沉。我背起他,往回走,去急救所。
我们歇了两次。路上的颠簸中,他疼得厉害。我们没怎么说话。我解开衣领,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因负重而肿胀着脸。这一带很危险,我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能走了吗,卡特?”
“必须走,保罗。”
“那走吧。”
我扶起他。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腿站着,紧紧倚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地抓住他那条伤腿。他猛地一抽。我又把那条好腿的膝盖夹在腋下。
路越来越难走。时而呼啸着飞来一颗榴弹。我尽量快走,因为卡特的伤口滴着血,滴了满地。炮弹袭来时,我们只能做些简单防御,因为不等我们找到掩蔽,炮弹就过去了。为了等待这波轰炸结束,我们进了一个小弹坑。我倒出军用水壶里的茶,递给卡特。我们抽了一根烟。“卡特,”我沮丧地说,“这下我们真要分开了。”
他没吱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特,我们是怎么征用那只鹅的?还有,你是怎么把我从困境中拉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新兵,第一次受伤。当时我还哭了。卡特,到现在都快三年了。”
他点头。
对孤独的恐惧涌上心头。卡特被转移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特,要是你回来之前,真的和平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见面。”
“你觉得,我这把骨头还会被列入k.v.吗?”他苦涩地问。
“你好好治疗,关节还正常,说不定可以复原。”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卡特。”——我很难过。这不行,卡特——卡特,我的朋友,耷拉着肩膀,胡子稀疏而柔软的卡特,卡特,我认识的和其他任何人认识的都不一样的卡特,卡特,同甘共苦的卡特——这不行,要是以后万一再也见不到卡特。
“把你家地址给我,卡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我写给你。”
我把字条塞在上衣口袋里。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但我已经感觉孤零零了。要不然我干脆给自己脚上一枪,好和他待在一起?
突然,卡特发出呼噜声,脸色青绿。“咱们接着走吧。”他结巴着说。
我跳起来,激动地,我要帮他。我背起他跑了起来,长足稳跑,别让他的腿晃得太厉害。
我喉咙发干,红色和黑色在我眼前飞舞着。我咬紧牙,毫不松懈地跌跌撞撞往前跑。终于到了医疗站。
我腿一软,摔倒了,但我仍有足够的力气,倒在卡特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直起身。我的双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费力找到了我的水壶,喝了口水。我的嘴唇也颤抖着,但是我笑了——卡特得救了。
一会儿工夫,我已经能分辨出传入耳中的各种嘈杂声。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一个卫生兵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死了。”他指着卡特。
我不明白。“他胫骨受了枪伤。”我说。
卫生兵停住脚步:“都一样。”
我转过身。我的眼睛仍很模糊,头上又冒出新汗,流到眼皮上。我抹了一把,望向卡特。
他静静地躺着。“他晕过去了。”我着急地说。
卫生兵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我比你清楚。他死了。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摇着头:“绝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话呢。他肯定晕过去了。”
卡特的双手是暖的。我抓着他的肩膀,想用茶水帮他擦擦。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我从他脑后抽出一只手,满是鲜血。卫生兵又从牙缝中吹了声口哨:“你瞧——”
卡特,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在路上头部中了弹,一个小洞。肯定是一小片横飞的榴弹碎片,但足够了。卡特死了。
我慢慢站起身。
“你要不要拿走他的军人证和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他递给我。
卫生兵感到奇怪:“你们是亲戚?”
不,我们不是亲戚。不,我们不是亲戚。
我要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双眼,让它旋转,我也跟着旋转,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一如往常。只是战时后备军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死了。
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4]krieg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符合服兵役的、入伍合格的。
[15]Arbeit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可用于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
[16]Garnision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意为能在卫戍部队服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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