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矮小的士官傲慢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厉声喝道，我们是第八班，由他，下士西摩尔史托斯带领。这个特别的名字让迈耶忍俊不禁。为此，他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付出了代价。

西摩尔史托斯矮小强悍。精力充沛的人大多都很矮小。他有张淡黄色的、空洞的脸和卷曲的小胡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假装严厉。在他表面的力量背后，总让人觉得，有张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邮递员的脸时隐时现。这种人应该在新年时站在各家各户的房门前，谨慎地按响门铃，送出祝福。而事实上，他原先确实是名邻近城镇的邮差。他伪装得极为出色：假如真是伪装，简直堪称彻底。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二十三次床铺；他总能挑出毛病，总觉得不够完美。

有时，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某种屠夫才有的幸福喜悦，几乎慈爱地看着我们。在军营里，他强烈的事业心为他下达了任务。他要将一群鱼目混珠的瞌睡虫——如他所言——变成真正的人。

首先，他带我们去了军需储备室。我们每人都领取了各自的物资。很多东西：军装，靴子，鞋，腰带，帽子，钢盔。（中断）

柏林，1927年秋天的夜晚，坐在凯瑟尔达姆114号公寓的书桌旁，创作《西线无战事》的雷马克——记者、编辑，战后曾经的教师、会计、墓碑商、疯人院管风琴师、抒情广告词撰写人——不会想到他日后的命运。这部仅用6周完成的小说于1928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间连载于柏林《福斯报》，并于1929年1月29日在柏林柱廊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当年，《西线无战事》就被翻译成26种语言，时至1930年夏天，仅在德国已销售过百万册。

没有哪位作家曾像雷马克一样，如此公开而不留情面地将战争描写为对生命巨大的敌意和残忍、痛苦的野蛮之海。尽管民族主义势力视战争为力量之源和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之核。1930年纳粹统治初期，《西线无战事》在好莱坞被搬上银幕，但戈培尔阻止了这部电影原定于1930年12月4日在柏林的首映。雷马克被迫流亡瑞士。同时，他“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在德国被禁，并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连同他1931年创作的该书续篇《归途》一道被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埃里希·保罗·雷马克作为书籍装订工彼得·弗兰兹·雷马克和妻子安娜·玛丽亚·雷马克的次子，于1898年6月22日出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一个法国移民后裔家庭。据他年轻时的朋友汉斯·格德·拉贝记载，雷马克于1789年出生的曾祖父约翰·亚当·雷马克，来自亚琛一个法国家庭。他祖母出生时的娘家姓为博伊默尔。1922年11月起，雷马克将自己的中间名改为“玛丽亚”，以表达他对诗人赖内·玛丽亚·里尔克的仰慕和对母亲安娜·玛丽亚的怀念。自1924年开始，他只称自己为雷马克，以强调自己的家族来自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11月，雷马克通过紧急考试应征加入预备役。1917年6月作为士兵开赴西线。7月底，他因四肢多处被弹片擦伤和颈部中弹，住进了杜伊斯堡陆军医院。伤势好转后，他在医院的文书室工作并记录了在医院的所见所闻。1918年10月痊愈后，他回到奥斯纳布吕克的预备部队，11月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西线无战事》仅部分借鉴了他个人的战争经历。小说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也并非他“旧自我”的翻版。与保罗不同，雷马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幸存者。与博伊默尔在书中预测的战争幸存者命运相反，雷马克在战后的生活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并开始了他成功的写作生涯。流亡瑞士后，雷马克于1939年定居美国，并因电影和以英文出版的作品，在美国享有与同期其他德国流亡作家迥异的知名度和声望。二战结束后，德国当局并未允许雷马克重新申请德国公民身份。雷马克于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并自1948年起居住在美国和瑞士隆科港两地。他广为人知的作品还包括小说《三战友》《里斯本之夜》《爱与死的年代》《黑色方尖碑》和《应许之地》。

雷马克是位杰出的、有魅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令人震惊的笔触时而凶猛残忍、不加修饰，时而又在无限而深刻的不安中，营造细腻温柔的节奏与脉搏、光影与色彩。当他在艰难困苦中以极端的胆识，咏叹近乎神圣的意象时，“对大地的崇拜”和“献祭”的音乐激荡在他的字里行间——那是属于他的残酷而壮丽的“春之祭”。雷马克也是位女性灵魂的鉴赏家。他和舞蹈演员尤塔·伊瑟·赞博纳曾两次结婚。第一次从1925年10月14日到1930年1月4日。第二次从1938年1月22日到1957年5月20日。再次和雷马克结婚，让赞博纳得以跟随他流亡瑞士，并到美国避难。在这段婚姻期间，雷马克与玛琳·黛德丽相恋3年，与葛丽泰·嘉宝等感情暧昧，并将他与娜塔丽·帕蕾的爱情写进小说《天堂的影子》。1958年2月25日，他与查理·卓别林的前妻、女演员宝莲·高黛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在雷马克的第二故乡瑞士提契诺，直至他于1970年9月25日因心脏病离世。他被安葬在朗科·索普拉·阿斯科纳公墓。

战争和流亡铸就了雷马克的生活和作品。他是“迷惘一代”的一员，始终“站在批评、指责和赞誉的战线间”[5]。

在他的成名作《西线无战事》中，战火从未真正消歇。但我们仍看到在“该死的爬满虱子的战争”中偶尔飞来蝴蝶。这只振翼脆弱的蝴蝶或许能抚慰我，一个无力而悲伤的译者，也能抚慰你，我亲爱的读者。我们值得相信，在阴霾无法笼罩之处，总有原野中盛开水仙，山谷中绽放百合——

1914年平安夜前后，西线交战各方中至少有10万名官兵暂时放下了武器。其中来自沃格兰魏施利茨的萨克森134步兵团的库尔特·泽米希中尉，曾是名会说法语和英语的教师。他命令他的人在圣诞期间不要向对方开枪。他们将蜡烛和冷杉放在坟墓上。而英国人则以口哨和掌声对他们的举动做出回响。他们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一些英国人拿着足球走出了战壕。[6]

感谢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特别感谢T，妮妮和小舟。感谢编辑和出版人。

姜乙2020年8月18日于北京

[1]Quelle: Statista.

[2]Dokumentarfilm: Die letzten Zeugen des großen Kriegs - Schlacht an der Somme.

[3]Quelle: Centre européen Robert Schuman.

[4]Erich Maria Remarque: Im Westen nichts neues, Kiepenhauer & Witsch, 1. Auflage 2013.

[5]Wilhelm von Sternburg: Als wäre alles das letzte Mal. Köln: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1998.

[6]Magazin-WELT: Der Weltkrieg in Zahlen, 02.08.2014 & Wikipedia: Weihnachtsfrieden (Erster Weltkri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