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流特征，《尔雅·释水)中有一个渎——浍[kuài块]——沟——谷——溪——川的山地河流体系。并指出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是一个包括了五级支流的河流体系。此外，关于河床演变原因，也已从水力学角度注意到这一变化过程。《管子·度地》中就讲到：河水流到河床弯曲处，就会冲击河岸使之崩塌，同时流水本身由于受激而发生跃动，水跃动则流向会偏斜，偏斜而产生环流和漩涡，环流和漩涡又会冲刷河床，由于冲刷河床而使水易挟带泥沙，这些泥沙在河床上就会沉积，从而阻塞河道，使河道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还会受到新的阻力，由此继进，就使河流不遵旧道而妄行。

在植物的地理分布方面，当时已注意到植物的垂直、水平分布差异及湖边植物演替序列等现象。如《管子·地员》提到的五种山地形态及其植物品种，其分布特征与秦岭太白山植被垂直带谱相比较，植被分布谱序十分类似。同时所记述的从水中到陆地，从低处到高处的12种植物分布，则与近现代植物地理学书中常引用的小水池或湖泊植物演替序列图十分相似。充分表现了当时对湖边植物演替规律的正确认识。

关于土壤的认识与分类，最早比较系统的认识，除了我们提到的《禹贡》外，最具代表性的是《管子·地员》中的有关记述。《管子》根据土壤的颜色、味道、透水性、粒度、含沙量、孔隙度等，分九州(全国)土壤为90种。即：先是根据土壤肥力分为上中下三等；等下又根据土壤质地分为18类(每等下六类)；每类下又据赤、青、白、黑、黄色分为五个土种(五色土)，总计90种。有所谓粟土、沃土、沙土、塥〔ge革〕土、桀土等。虽然这种分类有许多牵强和虚拟之处，但作为早期人们对土壤的观察、认识成果，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4)反映在水利工程中的地理认识

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水利工程，到春秋战国时已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代出现的许多著名水利工程，如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区域地理形势、水文特征等认识的重要地理思想成果。

芍陂是公元前6世纪末楚国孙叔敖领导修筑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于今安徽寿县安丰城南，所以又称安丰塘。它恰当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较低洼的地形特点，引水截流而形成一个大型蓄水池，利用闸门等控制调节水量，可灌溉农田近一万顷，使这一地区农业(水稻种植)得到较大发展。

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是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它是公元前3世纪李冰在古人引水工程基础上，通过对都江堰一带地形、水文等地理要素进行调研、分析，而设计实施的引岷江灌溉的水利工程。它由分水、开凿和闸坝三部分工程组成。分水工程是在水中筑分水鱼嘴，将岷江一分为二，东为内江，供灌溉农田用水；西为外江，即岷江主流。闸坝工程则包括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一组调节水量的闸门。开凿工程是对江道引水处及引水渠加以适当开凿，使岷江有足够水量流入引水渠，以保证灌溉面积。同时还在水中设置三个石人，作为随时观测水量变化的标尺(水尺)，以便及时掌握引水量等问题。

都江堰不仅是保证引水的单一工程，而且在防洪、分配洪枯水期水量上都有系统的配置。所以，它的修成，使成都平原300万亩良田得以灌溉，使这里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2000多年来，这一工程始终发挥着作用，足见当时人们在工程地理位置选择及技术问题见解上的科学性。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秦国修在关中的一条引泾(河)水利工程。它由韩国人郑国主持设计施工，自泾河出山(北山)口引水，向东至洛河，修筑长达300里的灌溉渠道，用以浇灌关中渭北四万余顷农田。其结果，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史记·河渠书》)。这项水利工程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恰当地利用了关中渭北、泾洛二河之间的地形特点，进行总体设计和施工的，在引水口最大可能地利用了当时泾河出山口处西北略高，东南稍低的地势，将渠首选在较高处；又利用这里东侧河岸弯曲，在其稍偏下游的河流最大冲击流速处引水。从而有效的保证了进水量及渠线高度，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积。同时整个水利工程又形成一个自流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里的地形优势。自此以后，这里的水利建设，经汉、唐、宋、元、明、清，到现在，无论是在引水位置，还是在渠线上，都基本沿用秦郑国渠的传统，仅有些微变化。

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是一条连接湘江、漓江、大榕江，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它是秦始皇为攻取五岭以南各地，解决军粮运送问题，于公元前219年派史禄经五年勘察设计、修凿而成的，全长约34公里。灵渠的修凿是在充分利用地理形势的优越条件下完成的。

兴安县城附近是一个小盆地，周围为山地，这里与东北的湘江、东南的大榕江、漓江相连，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湘桂走廊”。在这里，以兴安县为界，东半部地势南高北低，发源于海洋山的海洋河，便依地势由南向北，经兴安县城东侧流过，成为湘江的一支源流，它由湘江而入长江，属长江水系。兴安县西半部地势北高南低，发源于猫儿山的六涧河顺势南流，一路上汇支流而成大榕江，南至桂林附近又称为漓江，漓江向西南流经梧州等地而入西江、珠江，属珠江水系。在兴安县城附近，有一条源于县城西北的始安水，向西南流入大榕江，成为珠江水系的一条小支流；兴安县城东又有一条双女井溪流入湘江，为长江水系的一条小支流。而这二条小水系的分水岭是几条小山岭(即太史庙山、始安岭等)，其宽度不过1.5公里左右。

灵渠的开凿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形优势，选取这里为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运河的最佳地段。在具体选线上，为了解决最窄处湘江低于大榕江水位，长江水系的水流不能流入大榕江的问题，采取了抬高引水渠口到海洋河下游，延长渠线，降低比降，使之保持一定的水位高程。而渠道的开凿又充分利用了旧河道，全长34公里的运河只有四公里为新开挖河道，其他全利用旧河道进行少量修改。新河道还注意避开了溶洞渗漏问题，同时在引水处采用分水铧嘴、在运河沿线采用防洪的“大小天平”等工程措施，使运河无论在洪涝还是干旱时期，都能保证航运的正常进行。至今，这一水利工程仍在被沿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到效益来说，不难看出，它们都不仅是采用了比较科学的工程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在对各种区域地理形势进行认识、比较的基础上，正确地选择了最优的地理走向(条件)，即在当时技术生产水平下的最好选择。这说明，当时在区域地理认识上，已能正确地将对地理的正确认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5)世界观念

先秦时期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认识观念主要有三种，即“盖天说”、“大小九州说”和“四海说”。

盖天说 这种观点在春秋时代非常流行，其核心观念是认为天像一顶斗笠，地像一个反扣的盘子。据《周髀[bì毕]算经》记载，盖天说不仅认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而且指出：“天地各中高而外下”，天地间相差八万里，北斗为天的中央，中央天比两旁高出六万里，北斗正对的下面是地的中央，它比人们居住的地区高出也是六万里。

大小九州说 为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他以《禹贡》九州概念为基础，推衍世界面貌，认为中国有九州，九州之内各有名山大川物产等等，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有如“赤县神州”的九个州，叫“九州”，“九州”之外又有这样的“九州”九个，所谓“大九州”，共计天下81州。“九州”之间为海水所隔，大九州之外有大海环绕，为天地之际。而中国仅占天下的1/81，其原话是：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bi必〕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四海说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四面为海水环绕，世界似乎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这种观念产生的比较早，流传时间也较长。如《尚书·大禹谟》中已提到“文命敷于四海”，《五藏山经》中也明确讲到东西南北四海。讲得比较系统的还是荀子，其曰：“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he河〕齿草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皮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观念是十分狭隘的，仅仅限于自己活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地理认识还是比较幼稚的猜测。

(6)军事地理学的发达

军事地理研究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尤以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发达，这时不仅在战争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英勇善战的军事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了“兵家”学派。虽然军事地理并未作为一门专门学科，但是，当时对地理环境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却非常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巧妙利用，还是军事理论论述中都有涉及。

首先，关于地形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先秦时的认识是明确的。如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还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孙子兵法·地形》)所以，当时作战便要求“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了解所谓“轘[huán环]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因殖之地”等地理条件，“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管子·地图》)。而且在兵法中，明确提出战争胜负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如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地形》)它的意思是：兵法说，判断战争的胜负，要注意五种情况，一是土地面积的大小，二是物产的多少，三是兵员的多寡，四是力量的对比，五是胜负的可能性。而归根结底是地理环境的问题，因为有了土地才有面积的大小(度)，有了土地面积的大小，才有生产物产的多少(量)，由物产的多少就可以决定兵员的多少(数)，由兵员的多少就能衡量出双方的实力(称)，由实力的对比就可看出谁胜谁负(胜)。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已认识到战争与地理条件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它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