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基于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人工改造自然条件的实践活动，大加记述。如兴修水利，他不仅记述了当时和前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而且网收天下治水兴利的其他材料，专门成为一篇《河渠书》来记录。

第三，地域差异思想

司马迁在对全国社会经济、地理观察分析中，依据自然地理特征、气候条件、物产、人文状况等划分全国为四大自然经济区。即：关中、齐(今山东)、楚越(江南)、三河(华北大部)。如《货殖列传》所述：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这些分区，无论从分区原则，还是区划内容上，都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充分表明当时司马迁不仅具有明确的地域差异思想，而且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各地自然差异的主要特点。

(4)“地理志”的出现

“地理”一词，在我国出现很早。先秦时的《周易·系辞》中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话，而且明确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识。如唐代孔颖达在注释它时所说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但是，我国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却出现较晚。从先秦的《禹贡》、《山经》等著作，到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优秀地理篇章，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却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词作为有关地理篇章的标题，即《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转录《禹贡》及《周礼·职方》全文，作为讲述汉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资料；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其内容主要是讲分野和历史情况，地理意义不大。《地理志》的重点在记述汉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行政区划为纲(计103个郡、国和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记述汉代郡县的设置、沿革，以及与域外一些国家地区的交通往来情况。在内容上，郡国一级除记述行政区的设置沿革外，还包括户口、所辖县、邑、道或侯国；县一级包括设置沿革、物产、宫祠、山川、泽薮、古迹、水利、关塞等。

《汉书·郊祀志》曾说：“山川，地理也。”但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看，它还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县行政沿革为主要内容，地理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一项附录项目记述。据统计，《汉书·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述有134座山，258条水，20处湖泊，七个池，其他江河水体29处。此外还记有涉及62郡的112个盐、铁、铜等矿物产地。但是，这些记述除极少的河流简单讲到它的源地、流经之地外，大多数都是只提一句有某水。所以，这样的地理内容相对于大量有关政区沿革、名胜古迹等人文内容，就显得非常简略。

不过，《汉书·地理志》作为中国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词也是由此被作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而正式确认的。特别是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的官修史书中，绝大多数都辟有“地理志”一章，记述各朝郡县疆域及山川状况(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们都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范式写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统志》等，也都是在《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写作体例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地理学中最主要的以重视疆域政区沿革变化为特点的“沿革地理学”体系。

因此，《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深入发展的一个转折，它开创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主要趋向沿革地理。

注释：

①西域：我国历史上将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新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