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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自然地理认识

(5)河流水汛

对全国河流水汛特色认识上,清代也有进步。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从补给角度(雪、雨等)分析了河流水汛的成因,及其发生的时间,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明清治黄,依据“束水攻沙”的理论,常采用借清助黄以加大水量,提高冲沙能力,一般说来,根据河流挟沙能力与流速高次方成正比的原理,借清助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黄河流量、流速都很大,而淮河助黄水量小时,便会产生倒灌现象。再则,当黄河高浓度含沙时,清水加入后,是否能促使河道冲刷或淤积,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陈法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河防事宜十条”中提出了沟涧筑坝汰沙澄源的建议。其云:“黄河之沙多出自三门(峡)以上及山西中条山一带破涧中,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水发沙泄涧中,渐为平壤,可种秋麦。”这表明他不仅已认识到黄河泥沙主要是由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而且还正确提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丘陵沟壑区打坝拦泥,淤地种麦的措施。这个建议,与我国目前依据黄河水沙原理,在黄土高原地区采取的沟底打坝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完全相同的,但它早在200多年前被认识和提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遗憾的是,胡定的这一重要见解当时并未被注意和采纳。但它仍然反映出那时人们对黄河水性、水沙规律的认识水平。

嘉庆时,河督康基田在《河源纪闻》中,曾谈到他关于河流的河势常态的认识。他说:“河中溜势迁转不一,随水之大小而易其方,不可不权其变,如水小归槽,水大走滩,水之常性也。”又说:“水小力聚于上湾,水大力猛,……则其力在下湾。”即正确指出:黄河下游水小时,一般河水归槽,比降变缓,水流随湾而行,冲力在上湾转折处;水大时,比降增大,溜势取直,冲力集中在下湾。

在清代有关黄河水利实践的理论中,我们还应提到魏源关于黄河下游河道的认识。其中包含了他关于黄河下游地理形势、黄河水性等多方面的正确地理观念。关于黄河下游河道流向,他认为黄河北去由大清河入海是一条好的出路。他首先从黄河下游地理形势上分析,说:“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他已认识到,一旦黄河由河南省北决,必然夺大清河入海,而且河决开封以上(封丘),东北流经山东入海为最佳地点。他说:

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界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

所以,他主张对北道大清河等加以整治,使之成为黄河下游备道。他还预见到铜瓦厢改道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由江苏入海),不会维持很久,大改道已成必然趋势。因而,他进一步指出:“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忌不议。”(以上引文见《魏源集·筹河篇》)他认为,既然旧河道难以维持,不如有计划地进行人工改道为好,否则黄河就要自找出路(泛滥决口改道)。事实上,在魏源这一论述后不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果真北行,沿大清河入海。这充分说明魏源分析的准确性。

关于华北平原上的漳河、永定河的治理,魏源通过实际考察,也提出过不少颇有见识的建议。他指出:在华北平原采取当时流行的“筑堤束水法”治河,不是因地制宜,而是“逆水性”。主张“以不筑堤为上策,顺其性作遥堤者次之,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其理由是漳河、永定河两岸,沙土占十之八九,胶泥仅十之一二,若以沙土筑堤,旋成旋溃,即使不溃决,也愈淤愈高,遇盛涨必建瓴而下,“其害十倍”(魏源:《畿辅河渠议》)。从区域地理特性来看,魏源的这种论述,包含了他对当地地理、水文环境的正确认识,是十分有见地的。

(6)流水地貌发育理论

在自然地理规律认识上,最为突出的当推孙兰关于流水地貌发育的理论——“变盈流谦”说。孙兰把侵蚀和堆积看作是地貌发育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二个方面,它们共同塑造和改变着地表面貌,并认为:在以流水为中心的地形演变中,有三种演变形式,即:渐变因素、突变因素和人为因素。他在《柳庭舆地隅说》卷上中说:

变盈流谦,其变之说亦有可异者。有因时而变(渐变)、有因人而变(人为因素)、有因变而变(突变)者。因时而变者,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指散流、暴雨冲刷),洪流下注,山石崩从,久久不穷,则高下易位。因人而变者,如凿山通道,排河入淮,雍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因,地道顿异。因变而变者,如土雍山崩,地震川竭,忽然异形,山川改观,如此之类,亦为变盈流谦。

在这里,孙兰将流水地形变化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指出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作用,它不仅比中国古代的任何地形发育观点都要全面、系统,而且,相对于19世纪戴维斯的“地理循环论”的封闭系统和单一因素(地壳抬升),应更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它还缺乏许多科学的实证内容,尚难以同戴维斯的理论相提并论。不过,无论如何,在戴维斯200年以前的17世纪初,孙兰能就流水地形发育提出这样的理论见解,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