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城地区的大千文化景观中，陵园(一称陵寝)是相当特殊的一部分。历代统治者，除了元代沿用蒙古族深埋不起坟的制度没有陵寝，其他各朝在皇帝、皇后以及他们的家人死后，均要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以及用来供奉、祭祀和朝拜的建筑，即陵园。秦代的始皇陵，西汉武帝的茂陵，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明代的十三陵，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陵墓便是古代陵园的一小部分。为了便于守护和后代皇帝的祭祀，古代陵园一般都建在都城所在的京畿地区。西汉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和景帝杜陵，其余九个陵都横排在渭水北岸的咸阳五陵原上。唐代因要凭借山势造陵，陵园即建在关中平原北部边缘的山岭。北宋的陵园集中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东南，在都城开封的西面不太远。明代陵园在北京北面的十三陵。清代的东陵在河北遵化市，西陵在河北易县，分别在北京的东面和西面。

由于历代帝王都相当迷信，推行“事死如死生”的礼仪制度，陵园一般都是按照帝王生前的宫殿格局设计，又按照当时礼制的需要进行规划，建造时要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规格制度雄伟森严，体现了帝王生前荣耀奢侈，死后依然尊荣无比的要求。历代的陵园，除了埋葬帝后的坟墓皇陵，还有许多供祭祀用和供墓主灵魂享用的地面建筑。例如，东汉时有供朝拜祭祀用的寝殿，供墓主灵魂游乐用的便殿，以及供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宫等地面建筑。唐宋陵园的主要建筑有上宫和下宫，前者供上陵朝拜或举行祭献典礼之用，后者主要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此外，一些陵园前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人物和动物雕塑，陵墓中有壁画和许多陪葬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即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

体育是增强体质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既讲究吃喝玩乐，纵情声色，自然也不会忽略体育运动和体育竞争带给他们的乐趣，因此，都城的体育活动一般也比其他地方兴盛，这在重视体育的西汉和唐代尤为突出。

据记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将父亲迁到长安以后，为了免除他的思乡之苦，将家乡的乡邻也迁入长安。随之，刘邦故乡徐州的蹴鞠(古代的踢足球活动，球是实心的)运动也传入长安，进入宫廷，并深为帝王贵族和民间百姓所爱好。汉武帝也是蹴鞠场上的常客，平定西域后还将擅长此道的胡人集中在京畿的离宫别馆中，以供随时观赏。在豪门大族比较集中的长安近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进行蹴鞠比赛。

唐代皇帝不仅喜欢观赏体育比赛，更多的是直接参加体育活动。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不仅是射箭好手，也是唐代最为盛行的马球运动(骑上马上击球、追球的一种运动)的倡导者。唐中宗李显、玄宗李隆基以及唐后期的一些皇帝，都是马球的热烈爱好者。拔河、秋千、围棋、角抵(类似摔跤)、划船、射箭等，都是唐代宫廷中颇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上之所好，下必行之，长安城中体育之风很盛，高手云集，促进了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政治中心的优越地位和五方杂处的民族构成，使都城成为国内各民族文化，南北方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都城，既能看到西域南海商贾带来的异国情调，草原和森林民族带来的骠悍习气，南方士人带来的楚语越言，也能发现各地的婚丧礼俗、衣服穿着、饮食烹饪、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明清时期，都城又出现来自外省重要府州的众多会馆，成为全国各地人民在都城安营扎寨的据点，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和交流融合。芜杂斑驳，光怪陆离，风俗各异，类似反映多种文化共存的词汇，往往都是不同时期的人议论都城文化特点的常用语言。

古代的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和官僚的社会，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权力轴心运转，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州、府、县衙门的所在地，城市的许多方面也与政治有关，但政治的色彩毕竟远远不如都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一些昔日的小城，发展为近代的工商业城市。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充满政治色彩的政治中心城市，后者是工商业气息浓厚的经济中心。就最后的帝都北京而论，即使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充满了政治的色彩。北京的店号，多有朝政要人的题匾。某些菜肴的来源和命名，某些街道和胡同的名字，都与某官僚或某官府有关。皇室和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消遣娱乐，促进了北京建筑、园林，乃至景泰兰、玉器、雕漆、珐琅、石刻等特种工艺的发展，甚至金鱼养殖、字画、书肆、戏院、茶坊的兴起也与之有关。皇室和高官显贵的风流韵事，则成了都城市井小民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社会生活中官文化的氛围，与都城巍峨壮丽充满皇家威严的紫禁城，高居亿万人之上的帝王气概，官僚军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以及与下层人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糜烂奢侈，无疑是十分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