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丛书而言，约有2000种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谓美不胜收。因而这些刻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私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像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吉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纪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见《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并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见《书林清话》)。在他看来，刻书于名、于利、于子孙都好，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坊最兴旺，它是自清代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琉璃厂有书坊62家，共出版246种书籍。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他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文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曲、谜语、字典、医书、鼓词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有些书坊则专门刻印某一类书籍，如文光堂、英华堂多出版满文书；三槐堂、鸿远堂则多出版满汉两种文字的书籍(图15)；尊古斋善于印刷美术、考古著作；邃雅斋则多刻印自己的藏书(今琉璃厂中国书店仍沿用邃雅斋的名号)。这里有许多书是很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许多有名的学者常来访书求书，甚至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黄丕烈、王士禛和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琉璃厂在经历了200多年变迁之后，今天已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这里沿街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号内陈列的古籍新书、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琳琅满目，中外学人徘徊其间，流连忘返。隆福寺的书坊以刘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长活字印刷外，也从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经典，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牌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书，底本多经慎重遴选，又详加校勘，字画清晰，纸墨刻工都属坊本之上品。

图15 清代鸿远堂刻本《满汉字书经》

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曲，而刻书最多的是创始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印史书最多，当时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邻哉)，他每次得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校对，立即刻印，因而很为藏书家所称许。他刻印的史书有班固等人编修的东汉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书修于洛阳南宫东观，故名)，宋朝钱俨著的专记五代时期吴越国史事的编年体杂史《吴越备史》，南宋王称著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还有《贞观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南宋书》、《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扩大，于经史子集外，又刻印笔记小说和村塾所用的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稍后又在上海、松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业务十分发达，成为清代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书坊。

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建阳麻沙镇书坊，自宋至明历经数百年不衰，但是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场大火，使这里的老书坊连同旧有书版全部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广东省衙门曾用蜡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辕门钞，也就是省政府公报，这是自北宋以后再次使用这种质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等人为宣传维新变法还采用过用白面制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过一些宣传品。这两种印刷法，由于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难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曲。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像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善画山水，兼工人物，诗文写得也不错。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图16)，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并附有诗篇和散文，诗全用古人句，画皆临古人法，可谓集唐宋元明山水画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极为艺林所重视。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擅长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楼台，他吸取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中的透视明暗画法，所绘山水、人物、楼台，自远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发，深受康熙帝喜爱。他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右上方有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有康熙的题诗，如在一幅描绘插秧场面的《插秧》图上，宋画中原有的题诗是：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

溪南与溪北，笑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

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

图16 清代萧云从绘、刘荣等人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刻印于公元1648年

康熙的题诗是：

千畦水泽正弥弥，竞插新秧恐后③时。

亚攘④同心欣力作，月明归去莫嫌迟。

还有一宫廷画师王原祁，也擅长画山水，用笔沉着刚劲，笔端如“金刚杵”，设色长于浅绛，重彩作品，青绿朱赭，相映生辉，甚得艺林称赞。他和冷梅等人绘的庆贺康熙60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丽之作。前者刻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1714年，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图17)(白岳在今安徽休宁县)40幅，是由刻工刘功臣刻成，镌法严峻雅洁，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还有乾隆时于1745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绘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40处景色的秀丽风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图》，记录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间四次巡幸南方的盛况，把沿途几千里最美丽的景色刻画了下来，极为精美。

图17 清代徽派版画《白岳凝烟》，刻印于公元1714年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就，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选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绿三色套印的；传奇剧本《劝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调雅丽，均是殿本套印书中的佳作。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民间套印书，最负盛名的要算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了(通称《芥子园画谱》)。“芥子园”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号笠翁，约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别墅名，画传就是在这里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园。该书共分四集：初集为山水谱，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为梅兰竹菊谱；三集为草虫、花鸟谱，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为五色套印本，极为美观。一般认为这三集是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当时名画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师〕、王臬〔nie聂〕绘编而成，其间也有其他画家参加。每集首列学画浅说，画法歌诀，如“画螳螂诀”：

螳螂虽小物，画此宜威严。

状其攫物时，望之如虎焉。

双眸势欲吞，情形极贪馋。

所以杀伐声，形诸琴瑟间。

其次为摹诸家画起手式，并附简要说明。最后为摹仿名家画谱。后来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画谱，这是书商凑辑的，1818年出版。这部画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基本技法，由浅入深，浅显明了，是初学绘画的入门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迅速风行全国，其印行数量打破了一般图书的出版纪录。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争相翻印，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不过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韵。此书还译成多种文字流行国外，成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难见到了。

道光以后，由于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逐渐衰落了，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注释：

①《周礼正义》：《周礼》是记述先秦政治制度的书。汉代经学者为《周礼》作了注解，如郑玄的《周礼注》，就是综合诸家旧注而成。唐代经学者又为汉代人的经注作了注释，称作“疏”，又称“正义”，如贾公彦的《周礼注疏》。清代经学者又为《周礼》另作新疏。《周礼正义》就是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对“周礼之学”作出的最后一次总结。

②“九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加上《清续文献通考》，谓之“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