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世的小说相比，志怪还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它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更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划。志怪的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把奇人怪事当事实一样记录下来。志怪中缺乏文学的虚构和渲染，可是，志怪却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唐人的小说(传奇)直接继承了志怪的传统，表现出对奇人异事的浓烈兴趣。初唐的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留下了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痕迹。唐代以后，志怪一体的创作并未中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均属于志怪。蒲氏在其《聊斋志异》自序里就声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蒲松龄对于《搜神记》的喜爱、推崇以及志怪给他的启迪均由此可见。

(2)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汉朝注重乡评里选，选拔人才采用察举的制度。汉末的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邵有所谓“汝南月旦评”。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倍增。有人把这类事记录下来，集成书帙，流行于世。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这种书。这也就是所谓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而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则是轶事小说的代表。

南朝宋文帝时，临川王刘义庆召集一批文人，在《语林》、《郭子》等书的基础上，撰成《世说新语》一书，共分言语、文学、识鉴、品藻等36门，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梁武帝时，有刘峻为它作注，引书400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已不多见，所以刘注颇为后人所珍重。《世说新语》生动地描摹了当时讲门第、重标榜、尚浮华、爱清谈、纵情享受、遗弃世务的名士风流。名士讲究所谓“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雅量》中就大写名士的雍容豁达。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的时候，突然得到丧子的噩耗。他居然神色自若，继续下棋。同时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流血染红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临刑以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谢安正在与人下棋，忽然，谢安的侄儿、淝水前线的指挥官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完信，不动声色，转身继续下棋。客人们着急地问：“信上说前线情况如何？”谢安淡淡地回答：“小孩子打了个大胜仗。”名士必须思路敏捷、应答爽利、言辞隽永、耐人寻味。《世说新语》中大写名士的谈吐应对。庾亮去拜访周伯仁。周伯仁问庾亮：“您为何这样欣悦而体胖？”庾亮反问周伯仁：“您又为何如此忧伤而消瘦？”周伯仁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忧伤，只是觉得一天天清爽、身上的渣滓污秽一天天地减少。”挚瞻曾经作过四郡的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来又作随郡内史，当时年纪不过29岁。王敦对他说：“你年未三十，已作大官，也太早了一点。”挚瞻回答说：“我和将军您相比，固然是早了一点。可是，和12岁已经拜了上卿的甘罗相比，我已经太晚了。”《世说新语》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了广泛的描述。《文学篇》中曹植的七步成诗，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汰侈篇》中石崇的宴客，使我们对石崇、王敦的残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洁含蓄，口吻毕肖，生动传神。笔墨所及，往往并非重大的事件，亦非人的一生。常常只是从生活中撷取的一个小片断、小镜头，借三言两语，抓住人物、情节的微妙传神之处，略加点染，点到即止，也就突现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个侧面。例如《忿狷》门中王蓝田吃鸡子的故事，其细节描写便十分生动传神：“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加思索的动作，刻划出王蓝田急躁易怒的性格。

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今人常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咄咄怪事”、“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都出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摹仿者络绎不绝。《新唐书·艺文志》的杂家类里收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代则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又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易宗夔的《新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