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宋江和招安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面大写水浒英雄的反抗，写得令人同情、赞叹；一面大写招安，写他们招安以后，又去打方腊。出现这种矛盾并不奇怪。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历来就有“剿”和“抚”的两手。一硬一软，各有各的用处。农民和市民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的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时代加给《水浒传》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水浒传》确实写了招安，而且写了宋江去打方腊，可是，书中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108将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这种描写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招安的否定。《水浒传》给人的整体感受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读者可以从书中有关高俅、蔡京等人的描写中体会到作者对于重用奸臣的皇帝的批评。尽管这种批评还不够尖锐，也缺乏力度，可这种批评还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从《水浒传》的社会效果来看，它是为造反者唱赞歌，替反抗黑暗者鼓劲壮胆的。《水浒传》之所以被统治者定为“诲盗”之作，列为禁书之首，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和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人民目睹朝廷的软弱，希望招安宋江这样有才干的强盗去抵御外敌。于是，小说中招安以后便有了征辽的故事。明人钟惺在其《水浒传》序中写道：“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翦灭此而后朝食也。”钟惺由明季的外患而叹息“世无李逵、吴用”，正说明了《水浒传》的招安具有招抚强盗以抵御外敌的涵义。

《水浒传》内在的思想矛盾集中体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出身财主、供职衙门。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身为押司、好行方便。仗义疏财、平等待人，“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他广结豪杰、不甘寂寞，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同情民生疾苦、甚至同情和庇护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行为，可是他自己却不想投身进去。尽管宋江和晁盖等人交往不浅，但是他却长期地犹豫观望、不愿落草。后来无可奈何上了梁山，也还不想终生为盗。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说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符合宋江的思想实际的。梁山弟兄的悲剧，宋江要负主要责任。与此同时，宋江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他把四方八域、三教九流的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招安以前梁山事业的兴旺发达宋江有很大的功劳。人物思想的矛盾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4)艺术成就

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直接地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来描写人物的艺术。《水浒传》继承了话本小说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它把传奇性和真实性、情节描写和刻划人物在很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跃进的历史趋势。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传奇性和真实性的统一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前人称赞“《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前人还指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不但写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性格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人物能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意义来。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通过围绕着他的众多辅助人物，尤其是通过他与辅助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水浒传》恰恰在这一点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它不但把很多英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把与其有关的辅助人物也写得十分真实生动。例如，小说围绕重要人物林冲，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辅助人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前人就十分欣赏这些辅助人物的刻划，明人叶昼就说：“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小说正是通过高俅、陆谦、差拨等人物的描写，揭示出了当时整个国家机器那种不可救药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吏治正是林冲所生活的环境，是他的性格由怯懦忍耐走向激烈反抗的客观依据，也是全书“逼上梁山”主题的客观依据。离开了这些人物的描写，或是这些人物写得不成功，都会影响林冲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削弱主题的深度和力度，林冲性格及其转变的社会意义也就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众多的辅助人物本身组成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集中的概括，揭露和批判得非常深刻。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寄托着作者鲜明的爱憎。

《水浒传》的语言历来为人所称道。《水浒传》从话本发展而来，又不像《三国演义》有一部《三国志》作参考。它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炼。简洁传神，没有冗长板滞的毛病。《水浒传》的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由人物的语言可以看出人物的教养、身份、性格和当时的心理。同是豪爽，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就不同。鲁智深豪爽中自有军官的身分。李忠说卖了膏药、讨了钱，再同鲁智深去喝酒。鲁智深却不客气地对李忠说：“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郑屠让刀手给鲁智深切肉，鲁智深却说：“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问他切肥的干什么，他睁着眼睛顶撞郑屠：“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同是嫉恶如仇，身为军官的鲁智深与身为牢子的李逵就显出了身份教养的差异。武松的豪爽中自有一种闯荡江湖的精明，一种英雄的自负自信。去东京以前，他当着武大的面对潘金莲说：“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这番话字字有刺、句句扎人，事实上是对潘金莲的警告，可又不失小叔的身份。这种话软中带硬，鲁智深讲不了，李逵更讲不了。李逵的豪爽中夹带着鲁莽和憨气，再加上他那惊人的坦率。他第一次见到宋江时，称宋江“黑汉子”、“黑宋江”。等到宋江自我介绍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时，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喜欢。”扑翻身躯就拜。真是快人快语，没有一点伪饰。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英雄传奇的卓越代表。它的巨大容量、深刻主题、性格的生动描写、语言的富有表现力，都足以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然而，《水浒传》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不限于此。《水浒传》虽为英雄传奇的代表之作，但小说中对于众多的市井人物的成功刻画，对于世态人情的如实描绘，使这部英雄传奇的顶峰之作又预示了古典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跃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