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月亭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后人称他为东嘉先生，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约卒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辈由宋入元，怀着亡国之恨，不曾居官。但年轻气盛的高明决心通过科举途径实现经时济世的抱负，于是发愤读经，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做到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由于他清廉自守，耿介刚直，看不惯黑暗的官场和腐败的吏治，以致数忤〔wu午〕权贵。后来，终于解官辞归，隐居庆元(今宁波)城郊栎〔li利〕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专心著述。高明“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交游很广。工诗文词曲，诗文有《柔克斋集》20卷，戏文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琵琶记》。

《琵琶记》写的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说唱、院本、早期戏文均有此目，都把蔡伯喈写成“背亲弃妇”、身遭雷殛的负心汉；《琵琶记》袭用了原有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把蔡伯喈改塑成软弱、动摇、怯懦的“违心郎”。剧本演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正赶上皇榜招贤，上司推荐，父亲强逼，在“子不听父言是为不孝”的训斥下，他只得含泪告别娇妻，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后，他再三请求辞官，回乡侍奉父母以尽孝道，但皇帝不准，强令他留在京城做官。在“臣不遵君命是为不忠”的压力下，他勉强戴上了乌纱帽。牛丞相要招他为东床快婿，他再三推辞不下，无可奈何，只好入赘。身居相府，享不尽荣华富贵，面对着美貌贤淑的牛小姐，他却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蔡伯喈“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他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停妻再娶，都是迫不得已的。就这样，剧本通过“三不从”(“三强为”)情节的设置，开脱了蔡伯喈的罪责，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牛丞相和“君亲”。牛丞相凭借手中权势，只顾自己招得快婿，生生拆散蔡伯喈和美的家庭。当朝皇帝则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相逼，要他忠君报国，屈从“师相”婚事。强大的封建势力使蔡伯喈一步步走向困境，使蔡家陷入悲惨命运。

高明的改塑，当然有为历史上的蔡伯喈翻案的动机，有通过“子孝共妻贤”宣扬并提倡封建道德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借这段历史故事，抒发难以排遣的满腔忧愤。高明借蔡伯喈之口，一再沉痛地表示：“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这不仅流露出菲薄名利、眷恋天伦田园之乐的思想，而且点明悲剧的根源在于赴试求官。剧中充满了对科举制度、仕宦道路的厌恶和批判，寄托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思考。

《琵琶记》最为动人之处是对赵五娘命运的描写。赵五娘是苦难的化身，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缩影。她不慕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同意丈夫去应试。丈夫走后，时遇荒年，公婆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领了一点赈济粮，又被里正(乡官)抢走。自己吃糠，把米饭留给公婆，反遭公婆误解。公婆死后，无钱埋葬，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罗裙包土，自筑坟台。最后，又画下公婆遗容，沿途弹奏琵琶卖唱，进京寻夫。剧本突出刻画了赵五娘的善良、温柔、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等优秀品质，以及自我克制的牺牲精神，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琵琶记》全剧42出，结构宏伟，构思精巧，两条线索相互交叉，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赵五娘于水深火热之中日益艰难而无法摆脱。于是，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在家苦守；一边是蔡伯喈独占鳌头，春宴杏园。一边是灾难临头，赈粮被抢；一边是良辰美景，洞房花烛。一边是背着公婆吃糠咽菜；一边是荷花池旁饮酒消夏。一边是“黄土伤心，丹枫染泪”，罗裙包土筑坟台；一边是长空皓月，思念家乡梦里人。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贱一贵，一贫一富，两两相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刻画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不同心境和性格，使人对赵五娘的遭遇产生无限的同情。历代曲家常把《琵琶记》与元杂剧中的《西厢记》并称，给予高度评价。明末王思任甚至认为：“《西厢记》易学，《琵琶记》不易学。盖传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艳，易于悦耳。传孝子贤妻之事，其文质朴，难于动人。故《西厢记》之后，有《牡丹亭》继之。琵琶之后，难乎为继矣。是不得不让东嘉独步。”(毛声山评本《琵琶记》)

《琵琶记》的语言朴素、本色，以口头语写心间事，委婉尽致。描写物态，栩栩如生。尤其是赵五娘吃糠时唱的“孝顺歌”，更是脍炙人口。赵五娘由糠的难咽，想到自己的身世。以糠和米一贱一贵，生生被扬作两处，比喻夫妻间不同的命运，触物伤情，倾诉了心头无尽的怨艾。传说高明写到此处时，案上的两只烛光合而为一，交相辉映，堪称神来之笔。

尽管《琵琶记》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有些情节欠合理，牛小姐的形象概念化，缺乏真实感等，但它不愧为南戏中兴后的第一杰作，在戏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数百年来，一直活在戏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