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商代青铜鼎铸造示意图

第三，浇铸。就是将已熔化好的青铜合金熔液注入合范之内，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并将已铸好的青铜器进行打磨修整。青铜工具与武器则还要加以锤锻，以进一步提高硬度。

尤为重要的是，在商代又发明了分铸法，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就使铸造青铜器更加简易，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使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更加繁复壮丽。分铸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先铸造出器物的附件，如提梁、器表装饰的兽头等，然后将其置入器身的合范之中。这样，在浇铸器身时，附件就与器身铸接在一起了。一种是先铸造出器身，然后将附件(如器耳等)的合范放在器身上的有关部位。这样，在浇铸附件时，附件就附着在器身的有关部位上了。例如著名的商代后母戊(司母戊)鼎，就是采用先铸好两个鼎耳，并将其嵌入鼎身合范之中，然后浇铸鼎身，从而铸成一个完整的后母戊鼎的。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又发明了焊接法。这是将分别铸好的青铜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锡镴〔la蜡〕(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的兽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兽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的。

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长107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兽，下面有10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用上述范铸法是不可能制造的，而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等)，用这层虫蜡作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熔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进行铸造的国家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高超的表面装饰技术，如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错金银、鎏金以及錾〔zan赞〕刻花纹、漆绘花纹等，使其色彩斑斓，纹饰更加丰富多彩。总之，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是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技术基础。

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商周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汉、唐时期已有零星出土，被封建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例如汉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116年)在山西汾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汉武帝因此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汉书·武帝纪》)。到了宋代，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加以商周青铜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封建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视，公私竞相收藏，于是金石学产生了。金石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铜器及玉器等。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fu斧〕等的《博古图录》等著录研究商周青铜器、玉器的著作。清代时期由于封建帝王的提倡，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cheng呈〕《古玉图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后，金石学发展达到顶峰。王国维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学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初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室宗庙、商王陵墓，并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玉石器及甲骨文等。从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商周青铜文化的科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等。同时，郭沫若首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社会进行研究，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等。

1949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作为整个中国考古学体系一部分的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和郑州市发现商代初期和中期的都城遗址，并发掘了殷墟妇好墓等大贵族墓葬。在陕西长安沣河两岸发现了西周的都城丰、镐遗址，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次，在河南洛阳、山东淄博、河北易县、河北邯郸、山西安邑、河南新郑、湖北江陵、陕西凤翔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齐、燕、赵、魏、韩、楚、秦等国的都城遗址，发掘了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国君墓葬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珍贵文物。第三，在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普遍地发现了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使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完整体系。第四，除出版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外，对商周青铜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周考古》、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概说》、《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及《殷墟玉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