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甘肃省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地区的肩水金关驻军遗址作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木器、毛笔、石砚及古纸等物⑥。古纸共两片，一片呈白色，质地匀细，9厘米×21厘米，年代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另一片呈暗黄色，质地较松，9厘米×11.5厘米，年代为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纸的年代是按同一探方内所出纪年木简而定的。经化验亦均为麻纸。考古学家认为该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部位明确，绝大多数均有层位关系，又属科学发掘，因此金关纸的断代是可靠的。1978年10月，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建筑遗址中清理出窖藏陶罐，内有半两钱、五铢钱、铜器等30多件。其中漆器装饰件铜泡(铜钉)空隙中间填塞了纸，纸上有铜锈绿斑，纸面呈白色、质地细，约为6.8厘米×7.2厘米⑦。经专家鉴定，这批文物为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前后遗物。中颜纸出土地层明确，又是考古学家发掘的完整西汉窖藏物，断代可信。经我们化验也是麻纸，与罗布泊纸同时，但制造更为精细。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团在敦煌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发掘实物337件，有五铢钱、丝毛织物、铜铁木器、麻布、毛笔、石砚、麻纸及1217枚木简。古纸共五片，颜色深浅及质地粗细不等，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初年。其中有四片呈白色，制造精细，年代为西汉末；另一片浅黄色，较厚，制造粗放，呈20厘米×32厘米的长方形，四周自然边缘清晰，是迄今出土西汉造最大一张完整纸，年代为汉宣帝时⑧。

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已于1933、1957、1973、1978及1979年先后五次在新疆、陕西及甘肃等省区不同地点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古纸，从而解决了造纸起源问题。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造纸术起源提前200年，正说明造纸术源远流长。这本是件好事，任何关心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人都会为此高兴，欣然接受考古事实。而实际上近30年来中外有关出版物已经这样做了。从考古发掘事实中还自然而然地证明蔡伦不是造纸术发明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盘否定蔡伦的作用呢？否。他的作用在于：(1)他总结了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了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2)他在洛阳主持并倡导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充了造纸原料。皮纸的研制是重大技术创新。总之，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术革新者。这些评价原则上同唐宋学者的结论相符，却是在有了考古实物证据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

在论述了造纸术起源于西汉，又对东汉蔡伦给以应有评价后，持续已久的造纸起源之争本该告一段落，人们认识本该趋于一致。然而很遗憾，至今仍有人坚持蔡伦发明纸的旧说，否定蔡伦前有纸，而这就意味着否定20世纪以来的历次考古发现的事实。但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又发现古纸，呈黄色，5.6厘米×2.6厘米。纸上绘有地图，用细黑线绘出山、川、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图。此纸绘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同时出土的有陶器、漆器及木制品等。发掘报告写道：“墓葬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⑨文、景即西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报告又说：“5号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残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我国在西汉初期就已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对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大的价值。”这对企图否定蔡伦前有纸的人来说，有如宋人王令诗所述：“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那样，越是不承认西汉纸的存在，西汉纸就越是出土。

1989年5—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检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虽然比灞桥纸还要早。纸上地图表明，早在西汉初期所造的纸便已用于书写。西汉先民造纸的动机即在于找出一种能代替帛简的新型书写材料，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成功。西汉纸的出土使史书一直缺乏详细记载的早期纸原料、形态、制法及用途等情况大白于天下。1990年6月起，放马滩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在北京故宫正式与中外观众见面。7月5日《中国文物报》就此写道：“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纸的实物竟会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墓葬中，不禁令人联想起学术界多年来有关西汉是否有纸的争论可以到此休矣。”继此之后，1990年冬甘肃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在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遗址主持的发掘中，发现30多片古纸，内有3片纸上留有字迹，年代均属西汉。出土地点有明确地层关系，同出有印章(印文为“爰长和印”)及1.5万枚木简及各种器物万件。这真是白纸黑字的物证，证实西汉纸可用于书写。笔者有幸先睹为快，经检验仍为麻纸。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能再否定蔡伦前西汉有书写纸的事实了。

根据出土古纸检验和文献记载，汉初所造之纸为麻纸。麻纸制造其实并不复杂，从汉到唐千余年间，中国用纸以麻纸为大宗。但古书对汉代造纸技术缺乏记载，要解决这个问题须首先对汉代纸作系统化验，了解其原料成分、形态及质地，同时掌握手工造麻纸各工序所需设备及操作方法，还要从事模拟实验。1965年我根据上述方法作了综合研究⑩，认为汉代麻纸大体说须经历下列11个工序才能制成：将原料破布、麻绳等浸润、切碎，再浸石灰水后蒸煮，并洗涤、舂捣成泥状，更与水配成浆液，用模具抄造即成为纸。现将这些工序及所需设备以图表之。纸之精细取决于操作技巧及是否精工细作，有效设备的利用也与此有关。西汉先民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操作从废旧麻料中利用简单设备完成了造纸术的发明。汉纸形状分正方形及方长形两种，而以后者居多。1979年敦煌马圈湾出土一张完整的西汉麻纸，直高20厘米、横长32厘米，由此可想到当时抄纸模具大小亦与此相当，但亦不排除造出比这还大的纸的可能。1990年冬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有字麻纸，纸面有明显帘纹，由此更可推断出其抄纸模具之构造。

汉代造麻纸工艺操作图

麻纸在西汉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后，至东汉蔡伦时代经过总结提高，所造之纸较前又大有改进，故推广较快。至汉末(公元2—3世纪)，造纸名工辈出，最著名的是山东东莱人左伯，其所造麻纸驰名一时。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韦诞墨)，皆古法。”东汉时的字纸20世纪在西北地区也有出土，纸质较好、细而薄，可两面书写。东汉时的另一成就是造出麻纸以外的皮纸，而这同蔡伦的活动有关。三国时魏(公元220—265年)博士董巴在《大汉舆服志》中记载蔡伦在东京(洛阳)主持制造皮纸，而以野生的楮树(今名构树)之皮为原料。这是桑科木本植物，南北各地野生，其韧皮为良好造纸原料，所含纤维质地较高。古时曾以楮皮纤维织成楮布作衣料用，与麻布有同等功能，但成本显然低于麻布，因楮树无需人工栽培，随处可砍伐，经沤制后即可得纤维，再将其纺织成布。中国汉代用楮皮纤维织成的布，20世纪初在新疆曾出土。破旧的楮布因而与麻布也成为造纸原料。既然汉人可用更廉价的楮皮纤维织布代替麻布，则就有可能探索出直接用楮皮纤维造纸。这从技术上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结果。可以设想，用楮皮造纸需先将其于水中沤制脱胶，再用草木灰水蒸煮，以下的程序与造麻纸同，不过要随时将楮皮外表的青皮层剥去。楮皮纸的出现打开了造纸术的广泛的原料来源，导致后世桑皮纸、藤皮纸、瑞香皮纸等一系列皮纸的出现。但汉代的皮纸至今较少出土，因为出土麻纸的地点多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带，这些地方那时仍以麻纸为主，中原及南方产皮纸的地方地下水位高，纸被破坏，故发掘古墓很少见有皮纸，不等于说当时不产皮纸。

注释：

①张怀瓘：《书断》卷一，载《说郛》百卷本卷九十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槱：《负喧野录》，载《美术丛书》初集三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

②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68页，中央研究院1948年版。

③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第10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④程学华：《西汉灞桥纸的断代依据及有关情况的几点说明》，《科技史文集》第15辑，第17—19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⑤潘吉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年第11期，第48—49页。

⑥初师宾、任步云：《居延汉代遗址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1页。

⑦罗西章：《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文物》1978年第9期，第17—20页。

⑧岳邦湖、吴礽骧：《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0期，第1—8页。

⑨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第9、第31页。

⑩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二章，第39—4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