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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印章的历史

封泥的使用,据文献资料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通行,从考古实物遗存看,汉代极为盛行。现已知在陕西、山东淄博发现汉封泥700余枚,1920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遗址、1956年在湖南长沙河西岳汉墓、1957年在呼和浩特汉古城遗址、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都出土了汉代的封泥,可见汉代使用封泥的地域十分辽阔。

东汉发明造纸术后,至南北朝时纸张的生产和使用已很普遍,逐渐取代竹木简成为文房用品。封泥也渐渐废弛。钤盖印章改在纸上用朱红印色。《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上梁武帝书‘朱印名上’”,这是纸张上使用印色的最早文献记录。在南齐、唐代传世的法书、绘画作品和新疆出土的文牍上也可见到墨色或朱色的印迹。


汉玉印 皇后之玺

封泥之制废弛后,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1822年(清道光二年)在四川、陕西等地发现封泥后,当时人都不明其为何物,曾定名为“印范”。直到1898年经清代学者刘鹗考证始定名为封泥,并征信于文献记载,使人们了解到唐代以前古玺印的使用习尚。

现代国际交往中使用火漆印封缄机密国书,海关验放进出口货物钤加的铅封,其作用和使用方法都与中国古代封泥很相像。不过这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现象,是在中国封泥停止使用以后才兴起的。

(3)唐宋辽金时期的印章

唐宋时代的印章制度,据文献记载十分冗繁。对帝王、主要职官的印章规格、使用材料、印纽式样以及印绶的颜色都有详细的规定。武则天对秦始皇以皇帝印称玺的定名问题提出质疑。她认定“玺”字与象征死亡的“息”字同音,视为不祥。于公元694年(延载元年)改变皇帝玺印的印文“皇帝之玺”为“皇帝之宝”,并以印章尺寸的大小、厚薄作为等级尊卑的标志。最高级别的官印增大至55毫米左右,以下依次递减,这样唐宋时代的官印体积都较秦汉时代增大一至两倍或更多。此外还规定官印一律用朱文,朱文又称阳文,以附会乾坤阴阳之说,体现君权神授。实际上是由于造纸术发达后,书写材料普遍采用纸张,钤印方式已不同于先秦和汉代用封泥。封泥的拉力有限,印章体积过大,封泥容易损坏,同时钤盖印章改用印泥后,朱文也较白文钤印在纸上的字迹清晰易辨。唐宋印章印面扩大容量增多,为了填充印面的空白,出现了对字体繁赘处理的现象,将笔画少的字,加以屈曲盘绕,逐渐发展成字字皆用此法,形成一种书体,被称为九叠篆。古代以九为极数,号称九叠极言屈曲之繁,不是每一笔画盘曲的确数。实际上唐宋九叠篆只是将字头笔画或竖画写成三四折。金代印章中偶有印文七折、八折之例。九叠篆笔画繁琐、板滞,缺乏艺术韵致,且难以辨识。由于符合封建统治者追求的繁褥、肿塞的所谓庙堂气;结字难识又符合了防止伪造的要求,因此唐宋时期出现的九叠朱文印,一直被俟后的元、明、清王朝沿用作为官方用印的专用篆文。为显示朝廷颁赐的声威,九叠篆又称尚方大篆。

唐宋时期官方印章增加了“以明所属”的功能,即在宫廷收藏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品上钤加收藏印章。唐初就建立了宫廷收藏艺术品的机构,凡经皇帝看过的收藏品,都加盖“贞观”年号印章,作为内府收藏的记号。此后南唐、西蜀、北宋、南宋都相继此制。南宋以后私人收藏也渐成风气,收藏鉴赏印的形式也随之增多,逐渐形成专门的印种。书画收藏印的兴起,造成印章与书画作品的结合,不仅为篆刻艺术开拓了新的用途,还使印章创作,在追求与书画艺术协调一致中,由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转为匠心经营的艺术创作,促使篆刻艺术别开生面。

唐宋时期私人用印章的实物遗存所见极少,只在同时期的文书、书画作品上见到一些姓名印和斋堂名号印。如唐李泌的“端居室”、宋代米芾〔fu服〕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为数不多。唐宋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书法界接连涌现的一个个精于楷书、草书的大师,引起人们的惊羡、赞誉。他们的成就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可是专习篆书的书法家却寥若晨星,著名的篆书家只有李阳冰一人而已。印章艺术在隋唐至宋辽金的700年间,也处于同样低落的状态。


唐 中书省之印  金 副元帅之印

(4)元代的印章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宣布以国师八思制定的文字为元帝国的国书。仿效唐宋制度,为各级政权官员颁行印章时,均以八思巴文制作印文。受这种印风的影响,当时蒙古族贵族刻制私人印章,也以八思文的签名字样入印,作为凭证信用的专门符号。因而元代印章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形式——“花押”。花押印皆朱文,印形以长方形居多,也有葫芦形或琵琶形的。流行的印文款式是上面一个汉字楷书体姓氏字样,下加一个签名押文。因盛行于元代,又称为元押。

八思巴文印或花押,只在元代官府、军事将领和蒙古贵族间流行,文职官员及广大汉族民众仍沿用以篆书入印的印章。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fu斧〕(公元1254—1322年)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精通篆籀〔zhou宙〕、隶、楷、行、草各种书体,以风格秀丽温婉、流畅遒劲著称。元代是文人画形成的时代,文人画追求诗、书、画、印结合,流行在绘画作品上加诗文题跋及钤盖作者姓名、字号、别号及诗词格言印章。赵孟頫不屑于使用篆文书艺低劣的印章,自己设计了印文,求助于印工,铸造成与自己书画风格相协调的自用印。赵孟頫的篆书,吸收唐代李阳冰玉筯篆的特点,用笔圆润、线条匀净、风格秀逸。铸成朱文印章,遒劲的朱文连着细纹印边,形成疏朗空灵、妍美有致的艺术风格。由于赵孟頫是最早设计印章的书法家,后世的篆刻家往往尊他为篆刻家。他设计的朱文印的印文形式,被称为圆朱文(或元朱文)。圆朱文印的艺术特征,被当作篆刻艺术中典雅秀丽类型的印章模式,号称“铁线篆”,受到明清篆刻家的重视和师法。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元 蒙古文官印

赵孟頫还对古印作过谱录,书名《印史》。同时代的吾丘衍对篆刻艺术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著《学古编》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篆刻艺术的专著,借鉴传统画论、书论和诗论评述了印章艺术的规律,从理论上促进了中国篆刻学的形成。

(5)明清时期的印章

1368年建立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明王朝和至1911年被推翻的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先后统治中国达500多年。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

为了医治在推翻元代统治战乱中造成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明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也相应发达起来。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全国除北京、南京之外,又出现了30多个新兴的城市。进入清代,由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速了这些城市的开发和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在这些城市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交通便利,为职业艺术家的产生创造了生存条件。篆刻艺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明清时期的印章,形成实用与艺术功能分流的趋势。注重实用价值的印章更为普及,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以印章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凭信用具,印章的社会需求量增大,加之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便于制作的石质印材的发现,也为印章的普及提供了可能。以镌刻印章为业的手工业行业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的官印制作规格严谨。明代的印章制度极为完备,对各级官印的质地、书体都有明确规定。如皇室及各级政府的官印,用金、玉印材,铸九叠文;将军印用铜材,铸柳叶篆;藩王印用玉材,镌玉筯篆;监察御史用八叠文等。清代沿用明代印制,只是印文可根据印章颁行区域,相应采用汉、满、蒙、藏几种文字。以一印中并用汉满两种文字的官印为多。一般官印为长柄直钮。藩王以上用印均雕刻精美的蟠龙钮。官印的形制、印文设计及制作工艺都较宋元时期有较大的提高。

标志着明清篆刻艺术繁荣发展的是艺术印章。唐宋时期出现的书画收藏鉴赏印,元代兴起的文人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主张,形成篆刻艺术与书法、绘画艺术的结合。明清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也带动篆刻艺术同步发展。明初画家王冕(公元1287—1358年)首创以花乳石刻制印章,石质印材的发现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书法家、画家参与篆刻创作提供了契机,篆刻不再只是手工业者铸造的工艺产品,也不再局限于作为凭信用具,而成为篆刻家创造的艺术品,同时又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文化商品。篆刻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获得社会承认和流传,客观上推动了篆刻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文字训诂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篆刻家们提供了借鉴古代篆刻艺术传统的有利条件。在经济发达地区,篆刻家相对集中,他们师生相继,师友交流,逐渐形成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篆刻艺术流派。这些篆刻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艺术修养全面的书法家、画家或诗人,各有“印外功夫”,在篆刻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发展艺术个性。他们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善于吸取古代艺术遗产的精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他们影响和带动一批批追随者,或在技艺上传承,或在艺术上相互影响,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篆刻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使篆刻艺术在持续发展中,呈现绚丽多彩的艺术风貌。明清两代篆刻艺术无论就创作规模、艺术成就、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把中国篆刻艺术推向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明 迷易守御千户所百户印  清 长春府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