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一些穆斯林特别上层分子，既是官僚又是儒士。他们精于词章，邃于理学。这不能不说同上述教育制度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科取士为知识文化人的晋身敞开了一扇小小的门扉。莘莘学子均拥挤在“科举”这道狭窄的楼梯上，虽穷毕生精力而于功名之门无缘亦在所不惜。生员们之于科举，犹之铁之于磁，其吸引力难以用语言形容。因为一旦登第，名利双收。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科举就需要学习儒家学说。在这方面，伊斯兰教义学说是无能为力的，俗谓“由儒不由回”。

元朝时期，窝阔台、忽必烈都拟以科举取士，但未能实行。元朝首次开科是在延祐初年(公元1314年)。蒙古、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考经问五道，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用朱熹章句集注；第二场考策问一道，以时务出题。汉人、南人考三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题，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用朱熹章句集注；第二场考诗赋、诏诰、章表；第三场考策问一道，由经、史、时务内出题。如果蒙古、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科目考试，入选者加一等注授官职。蒙古、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分榜录取。中选举人，蒙古、色目人榜贴于中书省门之左，称“左榜”；汉人、南人榜贴于中书省门之右，称“右榜”。延祐元年，在11行省即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二宣慰司即河东、山东，四直隶省路即大都、上都、真定、东平，荐举300人，参加会试。各地名额分配如下表：

在入选参加会试的300人中，色目人占1/4。会试录取100人，规定色目人录取25人，亦占1/4。因为色目人总数在全国人口比例中大大低于1/4，所以这一措施是有利于色目人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有利于色目人的“汉化”。

在上述背景下，元代出现很多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赡思，字得之，其先为大食国人。其祖父附元，内迁于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后因任官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其父即“从儒先生问学”。赡思九岁开始学习汉文经籍，稍长投师翰林学士王思廉门下。由是学问大进，后任台宪。赡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著述有《帝王心法》、《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30卷。《元史·儒学传》有其传。

萨都剌，字天锡，他是元朝颇为著名的大诗人，有《雁门集》传世。毛晋在跋文中说：

夭锡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

《元诗选·萨都剌小传》亦云：

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径，涵养极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夭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

丁鹤年，元末人，出身穆斯林家庭。丁鹤年本人，据《明史》记载，“晚学浮屠法”，大约晚年皈依佛教。丁鹤年有诗集传世，是元末诗坛巨擘。其古体歌行、五七言律，“皆清丽可喜”，多为时人称道。“其措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节格调则又兼我朝诸阁老之所长。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它诗人所可及”(戴良《鹤年吟稿·序》)。丁鹤年由一个穆斯林，继而学儒，进而学佛，这是丁鹤年的经历三部曲。而创作和演奏这三部曲的适宜环境，只能在中国。

买闾，字兼善，祖父哈只为官江南，遂家居浙江上虞。父亦卜剌金力主兼善学习儒学。兼善曾出任和靖书院山长。不久，由礼部尚书推荐，敕授嘉兴儒学教授。

中国书院之制创始于唐，讲学之风兴于五代，至宋始盛。宋元间学者多在书院讲学，其热烈气氛远在国学、地方官庠之上。书院有官办与私办两种。书院与国学及府县之学不同，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科举，而书院则不与科举直接挂勾，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官吏的接班人，而在于考究知识，涵养心性。书院的负责人，元代称为山长，属定职、定员的学官。除讲学外，总领院务。山长由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

买闾是由一个穆斯林成长为书院院长和儒学教授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趋向的最好诠释。

(6)清真寺及文物古迹

元代把清真寺称为“礼拜寺”或“回回寺”。

泰定帝元年(公元1324年)6月在上都及大同路(治所在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各复建一座礼拜寺。关于大同路礼拜寺的位置，现在很难确指了。

杭州真教寺，是延祐年间(公元1314—1320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

昆明崇正门内外两座礼拜寺，是至元年间赛典赤赡思丁治滇时(公元1274—1279年)所建。

扬州普哈丁墓区内，有元代穆斯林墓碑四个，是从城内移去的。碑文以阿拉伯文为主，间以波斯文；有的也有汉文。

泉州发现大批元代穆斯林墓碑，碑文多为阿拉伯文。系统的整理、辨识、考证等研究工作，早在本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墓碑现存于泉州海交馆和厦门大学等处。

在海南岛某些滨海地区也发现穆斯林的墓葬群，同时有大量墓碑出土。碑文为阿拉伯文，辨识、考证工作正在进行中。据认为，其年代上限不晚于元代。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杨受益撰写的定州清真寺碑文，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吴鉴撰写的泉州清真寺碑文以及同年郭嘉撰写的广州清真寺碑文，都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汉文碑文，于史于教，均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