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方面，《三国志》也有很高地位。陈寿的文笔很有风采，如《周瑜传》、《陆逊传》都写得很生动。北宋叶适曾说：“陈寿笔高处，追司马迁。”清代刘熙载说他：“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这些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历代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在书中记晋皇室事时用曲笔，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处，这也是封建社会史书的一般通病，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

陈寿写《三国志》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史料他没能见到。南朝宋文帝认为《三国志》太简略，就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时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南朝刘宋后任中书侍郎。《三国志》的注与《史记》、《汉书》的注不同，裴松之的注主要是增补史实，资料极为丰富。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200余种，所截取的史料比较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约有54万字，几乎是正文的三倍。就史料价值来说，并不亚于《三国志》本身。注中引用的书，现在大部分已经失传，有赖裴注征引，我们才能见其大概，这使裴注更加被人重视。据裴松之自己归纳，注文内容着重有四个方面：一是应载而陈寿未载的史事，加以增补。如《魏志·武帝纪》中关于曹操的为人及魏国屯田情况都作增补。二是同一件事，说法歧异，则采录异闻，以备后人研究。三是对错误的记载予以纠正。如《孙策传》注中考辨了孙策的年龄。四是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论辨。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论辨。这种注书方法，开创了注书的新局面。历来史学家都把裴注视为《三国志》的重要部分，密不可分。所以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注当作正式的史文来读(图8)。

图8 《三国志注》，宋刻本

后代研究注释《三国志》的主要著作有清代梁章巨的《三国志旁证》、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

重要版本有据宋绍兴、绍熙刻本配补而成的影印本，收入《百纳本二十四史》；清武英殿聚珍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三国志》，就是根据以上诸本，还参照了东晋写本《吴志》残卷等校订而成。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至《汉书》而定型。《后汉书》和《三国志》虽然仅有纪和传，没有志和表，其成就却高于同时人所撰各书，因而得以广泛流传，起到了巩固纪传体的作用。这四部书，所写的时代靠前，其成就也靠前，《隋书·经籍志》即以这四部书并称，至清代，“前四史”的说法终于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