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北京“敦煌”——房山石经及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带山山麓，距北京城75公里处。白带山属太行山脉，海拔约500米，因山顶常有白云缭绕而得名。山中凿有石室，储藏着历代石刻佛经，故又称“石经山”。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朝，迄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数量最多，分别藏于石经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的地穴中。

刻经创始人静琬(公元？—639年)为隋唐之际幽州沙门。从其发愿刻经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从未间断。所刻经典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胜鬘[man蛮]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10余种。石刻经版的编制方法，是根据1989年在石经山雷音洞前石栏杆下出土的一方残碑铭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内容进行的。经研究，铭文是静琬刻毕《涅槃经》后的题记。其中记载《涅槃经》共刻了81石，分为六个组。按1、2、3、4、5、6组顺序排列，每组刻石数分别为17、20、18、11、12、3石。经文刻制顺序，始于第一组各石的正面，待正面刻满经文后，转向各石的背面继续刻，刻满后则转向第二组各石的正面，以至背面。依此类推，直到第六组的各石刻满为止。在房山全部石经中，采取分组并于正反面刻经的，只有静琬的石刻《涅槃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时，用石177块，始刻时也将前七石划为一组，采用刻满正面再在背面续刻的方法，但从第八块石开始，不再划分组，而是以一石为单位，刻满正面后转向背面续刻，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块石止。从刻经方法的变化，可说明《华严经》是紧接《涅槃经》之后而刻。静琬所刻经文，只是选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事先编好目录然后再刊刻全部。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玄导及仪公、慧暹(有的称“暹公”)、玄法又相继主持刻经。玄导刻有“四部经律”，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佛地经》一卷，另一部可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刻经时间大约在唐太宗后期至高宗时期，所刻经典，可视为房山的第二批刻经。

玄导没世后，仪公继之。仪公主持刻经时间约在武周时期(公元690—704年)。这一时期所刻经石，至少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庞德相《金刚经》，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刘行舆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沙门正智造《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张任德造《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经》及周奭造《佛说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等。这批石经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三批。

仪公去世后，慧暹继之。慧暹主持刻造的经典，首先是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梁践悊〔zhe哲〕刻的《心经》和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刻的《佛说恒水流树经》、《药师经》等。然后是新经堂完成后，开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赠新、旧译经为底本的几部大经，如《正法念处经》、《大方等大集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后刻有《大集经日藏分》、《大集经月藏分》等。这些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四批。

第五批刻经，主要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据云居寺有关碑铭“题记”分析，其始刻的年代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个别的可能早到开元末年(公元741年)。有唐一代刻了500余卷(其余八九十卷为辽代补刻)。刻经包括《妙法莲华经》、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梵网经》、《大乘流转诸有经》、《金刚三昧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

第六批刻经，主要是指晚唐时期的刻经。据“题记”所载，晚唐时期驻幽州的都督府长史对刻经事业均比较热心。如杨志诚于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刻了《父母恩重经》。幽州都督史元忠于开成元年至五年(公元836—840年)前后刻经31条，计61卷。张允伸于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54—863年)刻了石经90条，几乎每条经碑都有年月题记。不过史元忠、张允伸所刻多为小碑，并前后重复，说明他们刻经尚无计划。隋唐时期刻经，均未刻千字文帙字。

辽金时期，刻经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其规模更大。辽代一边编辑《契丹藏》与宋朝抗衡，一边又续刻石经。首先，自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开始续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后部分(即五二一——六○○卷)，于兴宗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完工。此后，接着续刻《大宝积经》120卷，于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完成。至此，石经山四大部经的镌刻工作全部结束。其中成绩突出者为通理大师。他于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十年(公元1094年)率门人刻经版44帙、4800片。在金代，主持刻经的有见嵩等人。

辽代刻经初期如同唐代，未用千字文编号，直至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刻《大宝积经》时才有变化。即在其卷31、第二石背面、碑额位置中间，首次发现用千字文编号的“鸟”字(可能与辽道宗时开始编《契丹藏》有关)，不过，在这10卷中并非每面均刻“鸟”字。据统计，《大宝积经》卷31—40经文，刻石32片，计64面，刻有“鸟”字编号者仅30面，未及半数；其后之卷41—50，刻石29片，58面，刻千字文编号“官”帙者，只23面。直到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三月，刊刻至卷51时，于第一石背面刻“人”字帙开始，才真正走向正轨，即用千字文编号了。估计当时辽兴宗编刊的《契丹藏》已付梓，可以它作为刻经底本的原因。

静琬始刻经文时，采用什么底本，已无从查考。但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见石经山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的记载看，静琬刻经必是选采官方校正无讹的正本，石经山此后的刻经，亦必是以此为底本无疑。时至辽代前期，《契丹藏》又编就梓行，那么此后的石经山刻经，必然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为此，石经山刻经对校勘其后所印刷藏经中的误写、误刻、脱落、篡改等错误，必然是最佳范本。

辽代刻经用材，比较统一完整，但也有所变化。从道宗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约160厘米，宽约65厘米，直到大安时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经已满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在主持刻经的过程中，对经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为小碑，将《契丹藏》卷轴式之一纸改为石经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经题、卷次、编号、帙字统一规格。这一变革，既便于取材，又易于搬运、校勘。故此，刻经速度加快，只用两年时间便刻经44帙。这种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这种小碑拓片与出土的《契丹藏》残卷相对照，发现两者的行数、字数、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过来又证明房山辽金时代刻经，的确是《契丹藏》的复刻本。

总观房山石经，可归纳为如下三方面特点：

形制方面。隋唐时期(包括辽代初期)所刻石经，一般多为碑式，尺寸较大，正、背两面连续镌刻，无统一规格，书者、镌者、施者之姓名时有时无，无定式。辽金时期，则以小碑经版为主，体有定式，碑宽多在76—80厘米之间，高多在30—40厘米之间，两面刻字，每面行数、字数都大体相同。经石正面、背面都有经题、页数和据《千字文》顺序编的帙号，各卷首页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经石块数依次序镌刻，卷次分明，上下连续，似若木刻经版，有的还在经石的尾部刻上本块石刻字的数量、镌者姓名。尤其是云居寺南塔前压经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经石，更具有这种特点。

内容方面。隋唐时刻经1000余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经典为最多，小乘经籍仅有百余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论各数卷，密教经典约有20余部，多为一卷的小部头经，有的还是重刻。辽金时期所刻石经，则以辽《契丹藏》为底本，按《千字文》顺序编号，重点选刻，共刻了2000余卷，内容虽仍以大乘佛教经典居多，但密教经典有所增加，达50帙(约500卷)之多，可见这时密教之兴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经颇多简体字和别体字，如“無”作“无”、“尔”作“尒”、“來”作“来”、“號”作“号”、“輭”作“耎”、“網”作“网”、“圍”作“围”、“莊”作“庄”、“碍”作“[上旦下寸]”等，有数十字。这和当今所用的简化汉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见汉字简化早有传统。

房山云居寺石经刻制完工后，隋唐时期所有经版，均储于小西天九洞中，辽金时期则大部分藏于寺中南塔下，小部分藏于九洞中。各洞藏经版数：一洞1131石，二洞1091石，三洞333石，四洞164石，五洞146石，六洞200石，七洞285石，八洞819石，九洞390石。洞外残石419石。南塔下10082石。共15060石。

关于各藏经洞的名称号，均按1、2、3、4、5、6、7、8、9的顺序排列，共为九洞。这项工作是1950—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发掘整理时进行的。编号是按现存各洞的地理位置，本着由下而上、由南向北的顺序重新命定的。所以，各洞的新定名称与其本身开凿时间的早晚不相一致。此外，房山石经为静琬始刻，因而有人就误认为藏经洞也为静琬首凿。其实不然，据“题记”所载，藏经洞既非一人所开，也不是一个时期所凿，而是长期经营的结果。现据有关材料，对九洞开凿史做一简略叙述。

第一，华严洞(新编第五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俗称雷音洞，位于小西天现存洞窟的正中，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内有隋代雕刻的石柱4根。柱四周雕造涂金小石佛1056尊。堂中有穴，穴藏石函，函内存佛舍利3颗。石函题刻文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学术界公认此洞开凿时间最早，有人还认为是静琬所凿。但据“题记”分析，静琬凿之说，值得商榷。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沙门智光撰《重镌云居寺碑记》曰：“……待至慈氏，东方震旦，燕城西南，十余缮那至云居寺，按《范阳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碑记》中明确指出，静琬初到白带山(即石经山)时，就看见有“石室”的存在，因而见景生情，发愿刻经永久贮之。可见，华严洞原已有之，只不过为静琬所利用而已。当然不可否认，此洞经过静琬加工或修饰后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它不仅成为藏储经版之所，而且成为瘗[yi 益]藏佛舍利、举行佛事活动的场地。那么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何时呢？唐朝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载曰：“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可证，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北齐(公元550—5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