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孔雀明王龛、弥勒下生经变窟、地藏化身窟的作者为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

北山文殊诣维摩问病图，作者有罗复明，李大郎重摹；

北山龙树菩萨，由伏小八镌

北山引路王菩萨，由伏小六刻；

石篆山三世佛龛、文宣王龛、地藏龛，作者有岳阳处士文维简及其子居安、居礼、居用等；

石门山释迦佛龛、山王龛，作者有镌作文维一、其子镌神匠人文居道；

石门药师佛龛，作者有镌匠蹇忠进等；

妙高山三教窟，作者有东普攻镌文仲璋、文珆、文珠等；

佛安桥毗卢洞，作者有东普处士文孟周等；玉滩罗汉窟，作者有昌州攻镌文仲璋、其子文琇及其侄文凯；

玉滩千手观音窟，作者东普攻镌文琇等；

半边庙东岳大帝龛，作者有都作伏元俊、伏元信、小作吴宗明等；

半边庙玉皇大帝龛，作者有伏忠禄等。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鼓励匠师们提高技艺，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对一些高手匠师，除了提高他们的“雇值”和等级外，有时也赐予一定的名义和职位。匠师们为了生活，也常将祖传技术传授给自己的儿孙。如伏元俊、文惟一等一批雕刻匠师们，曾带领他们的子侄在大足县各地从事镌刻工作，自称为“匠人”或“镌神匠”，在刻文中也表明了自己的籍贯和职位。正是他们和更多的无名匠师们，才使大足石刻留下了这批优秀作品，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极为珍贵。

尤有余味的，是在宝顶山大佛湾的22号摩崖造像，在其10躯明王金刚像中，还有五身未完成，只显现出块状的大面和豪放流利的凿痕，崖壁上有经过粗打的石胎和未完工的雕像轮廓。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古代雕像制作过程的绝好资料。

综观上述大足各地石刻，都各自具有其特点。如宝顶山石刻是在密宗师赵智凤的主持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因而在大佛湾19组作品中没有一项重复，即使从每躯单身佛及人物形象中，也难以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各组的题材内容、风格形式、方法的多样性和其有机联系上，从而能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在严密的计划中，还突出、系统地宣扬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善恶轮回的思想。如佛湾15号的父母10种“恩德”、17号的释伽本身和种种行孝报恩和舍身求法故事、18号的“观经变”、20号的“地狱变”都是其具体表现。宝顶山石刻的第二个特点是生活气息甚为浓厚。一是刻制的题材，较多地选取了直接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内容；一是雕刻的艺术手法，使生活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如“牧牛道场”图，其主题是表达“调伏心意”，而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充满诗意的古代农村放牧生活。第三个特点是风格的多样化。如刻造手法，既有刻制细腻得如同泥塑的圆觉洞和千手观音，也有粗壮豪放的牧牛道场、地狱变相和十大明王。总的说，多数作品都表现得沉稳有力，有较强的立体感，与宋代其他作品所具有的纤巧柔弱的特点相比较，具有其独特性，包含着健康的美学因素。第四个特点是许多佛龛的形制为凹进去的正圆形，龛背无装饰，朴素大方，这种形制可谓石窟龛最突出的特点。第五个特点是大佛湾等处的每一组石刻，甚至每一段作品都有说明文字，多刻在造像的空隙。其文或录经文、或作偈语，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题名和故事情节。这在其他石窟是很少见的。此外，赵氏传柳本尊法为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前密宗之大师。宝顶山为赵智凤所经营之主道场，在其内有大宗石刻者，唯此一处，实为中国宗教史之重要遗迹。

北山佛湾石刻136号“心神(又名星辰)车窟”，在北宋石窟中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在该车窟栏杆上刻画的玩童，其姿态十分可爱，充分表现出儿童的天真烂漫、活泼顽皮的神情。心神窟的代表性，还表现在石刻技法的准确明快、毫无模糊混沌之处上，可堪称为古代石刻技法的范本之一。此外，文殊、普贤、观音等佛像的雕刻，不仅形象优美，而且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也是一批很有价值的优秀作品。

总观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艺术，其特征可概括为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布局巧妙，艺术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风格技法多样，雕刻图文并茂，与科学艺术相结合等七点。这些特征既显示了大足石窟与其他石窟艺术的联系与区别，同时又体现了它宝贵的艺术价值。

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在北朝多是对印度石窟艺术的模仿，直到唐代，尤其中唐以后，才真正有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石窟艺术和精致美观的作品。到了晚唐和宋代，即到大足石窟艺术时期，其民族化程度可以说已完全达到了成熟地步。作品不仅风格上已中国化，内容上很多作品亦已冲破宗教仪轨的束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表达了人民的爱与憎。

大足石窟艺术，使我国石窟艺术史又向后延长了近400年，在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初步分析，略有四点。第一，历史的变迁，使政治、经济活动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唐“安史之乱”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唐经济支柱地带，但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活动，仍以黄河流域为主。“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的活动中心开始南移，促使了四川宗教及其艺术的发展。第二，蜀中无大战。据文献记载，晚唐以后的四川“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南宋时四川人口近千万，年财政收入和对朝廷的供奉，均占南宋所需的1/3至1/2。第三，崇佛思潮的泛滥。“安史之乱”时，奔蜀的玄宗亲为大慈寺书额，赐寺良田千亩，迎新罗僧金禅师入内供应，并立规制，凡96院8500区。唐僖宗时“遣使命沙门知玄往见”。仿此，随行官员也陪君礼佛，造“七佛龛”等。地方官员，如合州刺史孙希庄等开合川北崖佛龛。昌州刺史韦君靖在兵营内之西翠壁(即大足北山佛湾)凿金仙、千手千眼威神之造像。第四，密教兴起。密教传入我国是唐玄宗时期，盛行于晚唐以前。当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密宗弱而大衰时，四川密宗却有所发展并宏大道场。大足密宗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两个人。一是唐末五代的柳本尊(公元855—942年)，他承袭唐金刚顶瑜伽部密教，专持大轮五部密咒，遵佛示在汉州弥牟建立中心教区，在成都、金堂设立道场，自创教统，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蜀王叹服，遣使褒奖，两川密教盛行。大足北山摩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造的。北山佛湾290号龛窟中，唐末五代时开凿的占1/2以上，密教题材多达2/3，可见其发展盛况。二是宋代赵本尊(赵智凤)，他“传柳本尊法旨，立柳本尊教派”，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大足宝顶山建立中心教区，广布密教于两川，使“德治远近，莫不皈依”。他率徒募化集资，连续70余年，在大、小佛湾雕琢佛像上万尊，创建了一处我国独有、规模宏大的密教曼荼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