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有一项书籍创作上的浩大工程，这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皇帝倡编《四库全书》，旗号是要弘扬古代文化，实际是要借着编纂《四库全书》，广泛征集天下遗书。而后对征集来的历代遗书，分别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对直接反映抗清思想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对拒不投降满清，或触犯清朝政治等人的作品及黄色狎邪的书籍，一律禁止流通；对主要内容尚可而个别段落、字句有碍满族尊严的书籍，则实行删改。所以有人说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是“寓禁于征”，这是很有道理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巨大的丛书，收书3400多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共抄写七部，分藏于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七阁名称有六阁带三点水，意思是以水克火，免除灾患。但镇江的文宗阁，宗字没有三点水。据说是因为这里发生过水漫金山寺的缘故，已经水满为患，不能再求水了。各部收书种数不完全相同，册数也不完全相同。以文津阁一部为例，共36304册，九亿多字。迄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丛书。许多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典籍，原本后来失传，赖《四库全书》得以传世。从这个角度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继承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在编纂过程中，大量禁毁图书，随意删改典籍，又大大破坏了文化，犯有罪过。所以有人总结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功魁祸首”。这是符合事实的。

可见，历代书籍的创作，都是各个相应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曲折反映；是时代精神、人文崇尚、具体政策的产物；是各个时代书籍创作者思维的物化，意识的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