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的形象仍然是模仿竹木简书。一般用来作为书籍制作材料的缣帛，都要在上面画出或织出行格，称为界行或栏线。黑色的叫作“乌丝栏”，红色的叫作“朱丝栏”，而两道栏线之间形成的条状行格，则完全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模仿和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经到宫门呈献一部他师傅于吉在曲阳泉上得到的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共170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描绘的就是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在行行文字之间画着朱红的界行。卷首接着青色的绫子，绫子上再用红笔写上划分段落的小标题。想来是赏心悦目，朱墨灿然。可见中国古代的帛书，其卷面设计已是相当精美了。但帛书出现之后并没能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同时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一并流行，最后同为纸书所取代。

(2)纸书的出现和流行

我们现代人关于纸的概念，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做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技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经过帚化过程的纸，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纸。历年出土实物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有了这种植物纤维纸。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4—前88年)的文物，其中有古纸的碎片。质地粗糙，未写字。出土时发现是当时用来包裹随葬铜镜的。出土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古纸碎片迭经中外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化验，发现它有帚化过程，证明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

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泊发现过一片古纸，长10厘米，宽4厘米，呈白色，质地粗糙。经用现代手段化验，认定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面有尚未捣碎的麻筋儿。同墓出土的还有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因之被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

1978年，又发现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期的古纸。纸质粗糙，也是麻类纤维所造。

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纸团，经化验测定，也是植物纤维所造的纸。根据同时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若干木简判断，当为公元39—98年左右的纸。

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体字。经化验证明，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的质地较之霸桥纸要精细得多。表明造纸技术在不断进步。

上述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发明了造纸技术。但蔡伦与纸又不无关系。蔡伦是东汉和帝时代前后的人物。《东观汉纪》说“蔡伦典尚方，用树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可证蔡伦是拓展了造纸原料，改进了造纸技术，提高了造纸工艺。《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感觉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可证造纸技术经蔡伦改进以后，质量提高，行用天下。

中国很早就有了造纸术，但纸张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或者说是以纸来写书又开始于何时呢？公元2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首帝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指的是竹木简书；纸指的就是纸写的书了。古人曾把缣帛也称为纸，但这里已有素、简、纸的区分了。素已经是帛书了，纸就不可能仍指帛书了，若是仍指帛书，又何必分称“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呢！可见这里的纸书应该是指用纸写的书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至少可以说我国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懂得用纸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了。与应劭同时代还有个叫刘珍的，在他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中也说汉章帝刘炟〔da 达〕曾经在公元76年命博士贾逵(公元29—101年)给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贾逵所用的教本有所参照，特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这里的所谓纸写《春秋》经传，很可能也是名符其实的纸质书籍了。晋人袁宏所写《后汉纪·和帝纪》，说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在东汉初期的近百年中，纸张已开始用来制作书籍了。

待到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特别是山东东莱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之后，用纸来作为书写材料或书籍制作材料就更日渐频繁了。《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写给葛元甫的信说，送给你《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由于我家不富裕，送给你的书用不起缣帛来写，只好用纸书写了。《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延笃打算自己抄写一部《春秋左氏传》，没有纸。他的师傅唐溪典就送给他一些废笺记，让他用这种纸的背面抄写。结果是这种纸的背面无法写字，延笃只得向别人借一部来读。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引证韦诞(公元179—253年)，奏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造的笔，左伯造的纸和自己造的墨，写起字来大小可以尽得其妙。《后汉书·蔡琰传》，记载蔡邕蔡中郎的女儿蔡文姬受曹操委托，曾率领曹操派的10来个人为曹操抄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蔡文姬曾向曹操“乞给纸、笔”，有了纸、笔之后，至于是写楷书还是写草书，那就随意而行了。结果是曹操送给了她纸、笔，她们写好之后将书送给曹操，文字无一遗误。上述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东汉，可见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用纸来写字或用纸来写书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进入三国两晋，造纸的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的地域进一步扩展，造纸的设备进一步改进，造纸的工艺进一步提高。晋代造的纸，有的帚化程度达到70%，几乎接近后世的机制纸了。 由于纸质精美，所以纸张也成了诗人骚客吟诗作赋歌咏的题材。如晋代傅咸就作有《纸赋》，称颂纸张“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可见这时不但纸的质量已是十分精美，而且纸张的特点、优长也已为诗人所吟咏。我们知道，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经用缣帛书写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和诗赋，送给东吴的孙权；又用纸张同样抄写一部送给大臣张昭，可见那时纸张还不够普遍，地位也还不能与缣帛相比。但到晋代，纸已成为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缣帛、简牍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了。《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证《语林》中记载王羲之曾经为会稽(今浙江绍兴)谢安请赐笺纸，库中只剩下九万张，结果都给了他。《初学记》卷二一引述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纸三万多张，请求400张给著作史，用来书写起居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用纸的数量之大。从当时政府藏书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三国时曹魏官府藏书只有4562卷；西晋初年官府藏书就达到了29945卷；到东晋孝武帝时，官府藏书就多至36000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逐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员和抄书机构。日常公私文件也经常用纸来书写。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公元369—404年)掌握朝中大权。据《初学记》卷一一所引《桓公伪事》记载，桓玄在辞世的那一年(公元404年)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没有纸，所以都用竹木简书写，并不是对什么人表示敬重。现在纸张盛行，凡用竹木简所写者，今后全都要以黄色纸张代替。这是政府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用简而代之以纸的记载。表明从公元404年起，行用一两千年的竹木简宣告退出书籍史的舞台，而纸张在几百年渐用的过程中正式成为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书籍制作材料了。自此之后，纸写书籍飞速发展，盛行于世。本世纪初，从甘肃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发现的大批遗书，也以实物的身分证明了这一点。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的是《陀罗尼神咒经》，写于公元278年，即西晋咸宁四年。而大量的还是唐、五代时期的遗籍。表明从晋到五代，即公元3世纪至10世纪，是我国手写纸书的鼎盛时期。进入北宋以后，雕版印制的书籍大兴起来，纸张则成了制作书籍的唯一材料了。而由于中国造纸术的外传，促使全世界都采用纸张制作书籍。全人类正是依靠书籍这条航船，不断向光辉的未来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