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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冷兵器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冷兵器的起源与发展

冷兵器就是直接用来斩击和刺杀的武器。它的战斗作用,是在人力和简单机械力作用下发挥出来的,同利用火药的化学能产生燃爆作用并能发出光和热的火器不同,因此人们就称它们为冷兵器。像矛、戟、剑等。冷兵器最初是用石质材料制成的,后来又用青铜和钢铁材料进行制作。由此可见,石制兵器是冷兵器的始祖。

(1)冷兵器的起源和石器时代的兵器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石斧、石刀、石锄、石锛、石镰、石镞、骨耜〔si四〕(古代耕田用的农具)、穿孔斧和多孔石斧等工具,已被较多地制作和使用,因而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一些利益相同的氏族成员往往聚居于一处,形成了相对的聚落。于是最初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形成。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已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那时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原始,生产力低下,人类必须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公平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利害冲突。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渔猎农具,虽有时也用作防身武器,但主要是对付野兽的伤害,而不是对付他人的侵袭。此时各部落联盟之间,在平时相隔一个中间地带,因而一般能相安而处。然而随着人口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有时也会因为争夺水源、草地和婚姻掠夺等纠纷,引起武力冲突。在武力冲突中,他们就拿起石斧、石刀、石镰等工具进行厮杀。于是过去单纯用于生产劳动和防备野兽伤害的工具,便被当作厮杀的工具使用了。

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氏族部落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社会的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逐渐产生,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已经带有掠夺财富的性质。随着武力冲突规模的扩大,就发展成部落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单纯地利用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由少数人制作的和生产工具不同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当时的人们用石、骨、竹、木等材料,仿照动物的角、爪、喙〔hui汇〕(鸟的嘴)的形状制成的,比天然或简单加工刮削而成的刀器和生产工具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关于原始社会晚期进行的部落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虽然在史书中缺乏准确的记载,但是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有关的典籍中,也留下了一些可供探寻的线索。其中提到最多的是黄帝与蚩〔chi吃〕尤的涿鹿(一说在河北涿鹿县南,一说在河北涿县,一说在河北巨鹿县)之战。据说北方以炎帝为首的炎帝族部落,同南方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部落,为了争夺黄河流域中的一块肥沃平原,在涿鹿一带发生大战。战争初期,炎帝族部落战败,请求黄帝族部落助战,结果蚩尤战败被杀,其族人或被杀,或被掳,或被融合。后来炎黄两族之间又因利害冲突而在阪〔ban板〕泉(今河北怀来县)进行三次大战。此后还有尧、舜、禹同三苗之间的部落战争。

据说在这些战争中,各方都曾创制过一些专用于作战的武器。例如《世本·作篇》说:黄帝的大臣“挥”和“夷牟”,分别制造了弓和矢。《管子·地数篇》则把创造矛、戟、芮〔rui瑞〕戈(一种短戈)的功劳,归到蚩尤的名下。《河龙鱼图》说蚩尤“造五兵……威振天下”。《吕氏春秋·孟秋纪》认为,“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以此说明在蚩尤之前,尚未制造专用的兵器。《易·系辞下》说,上古之人“弦木为弧,剡〔shan善〕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越绝书·记宝剑》还提到神农氏、赫胥氏“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之事,把神农氏、赫胥氏和黄帝,当作石制兵器和玉(指精致之石)制兵器的创始人。这些传说和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确也近似地反映了石制兵器初创时期的概况。多年来,文物考古部门经过对大量出土石制兵器的分析鉴定,认为它们的制作年代,同上述典籍中的片断记载,大抵是吻合的。同时,文物考古部门还在一些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采石场遗址,这些采石场的规模较大,遗存的石制锋刃器和工具,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打击、截断、切割、砥〔di抵〕磨、雕琢、作孔等石器制作技术,而这些技术又是制作石兵器的重要条件。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奴隶主们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强迫大批奴隶为他们构筑城郭和都邑,建立军队,制造兵器,用于战争。至此,专为战争使用的工具——兵器,便与生产工具分离而独立存在。它的属性,也从生产工具和防身武器的结合体,演变为在战争中直接用于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破坏敌人作战设施的兵器。它们的构造也脱出了对动物角、爪、喙的简单仿制,而引伸突出了杀伤部位和构件,加强了毁杀作用,扩大了用途,以适应作战的特殊需要。于是,专业的兵器制造作坊出现了,它们开始为统一编制的国家军队成批制造规格统一的兵器,满足作战和训练的需要。

作为起源兵器的石兵器,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它是原始社会晚期和夏代军队使用的主要兵器,到商、周两代,仍然与青铜兵器混杂使用。石器时代制造的兵器虽然以石材为主要原料,但是也大量利用动物的骨、角和木、竹等作为兵器的制作材料。为了研究的方便,学者们通常都把它们列入以石制兵器为代表的系统之中。

兵器一旦同生产工具分离而独立存在,就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适应战争的需求而提高。在原始社会晚期和夏代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攻击性兵器的几种主要类型。它们有:

长柄格斗兵器:棍棒、锤、矛、戈、斧、钺〔yue阅〕等,分别具有击打、锤砸、扎刺、劈砍、勾啄等作用。

短柄卫体兵器:匕首和手执的短柄矛等。

射远兵器:弓箭和用飞石索投掷的石球。

随着新型材料的不断出现,上述各类兵器的构造和质量,便日益得到改进和提高。

(2)青铜时代的兵器

当人们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以后,用铜制作兵器的条件便告成熟。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可知,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掌握了天然铜的冶炼技术及其器具的制造、使用方法。随后又进一步掌握了铜和锡合炼而成的青铜冶炼技术,于是以青铜为制作材料的第一代金属兵器便登上了战争的历史舞台,使中国古代兵器从它的起源时代的石兵器,进入了青铜时代的青铜兵器。

从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把用两块闭合范浇铸而成的锡青铜小刀,可知我们的祖先已经在5000年前,就开始使用青铜器具了。这把锡青铜小刀的含锡量已达6%—10%。稍后的甘肃青泉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块用泥质砂岩制成的铸镞石范,说明当时青铜兵器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为青铜兵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奠定了基础。夏代末期,青铜兵器便装备军队作战,所以古代文献说夏代“以铜作兵”是可信的。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国家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朝代,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了规模更大的军队,需要更多的兵器,从而促进了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商代中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的城北紫荆山遗址,曾经出土过各种兵器铸范,其中有铸造青铜刀、斧、镞的单合范、双合范和填芯。这些遗物说明,自商代早期开始,在都城周围已经设有规模较大的青铜兵器冶铸作坊,为商军铸造数量较多的兵器。这些兵器铸造场,已经具有较高的兵器制造技术。其中最明显的是青铜冶炼工艺的进步。当时已经由矿石混合冶炼铸造的初级阶段,发展到由纯铜与锡或铅来冶铸的高级阶段。为制造精良的兵器奠定了基础。出土的实物证明,商代制造的青铜兵器,已经由小型的刀凿,发展为格斗用的长柄戈、矛和战斧,射远的弓箭,卫体的短柄刀剑,以及防护装具青铜胄、皮甲、盾等。其中商代前期以制造适应徒兵作战需要的戈和盾为主,后期因战车的兴起,所以以制造适应车战需要的戈、矛、戟和弓箭为主。据《周礼·夏官·司兵》说,当时一辆战车一般装备戈、戟、矛、夷矛和弓箭等五件兵器,合称“车之五兵”。在出土的战车中,也经常发现这些兵器。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3——前10世纪),是青铜兵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殷墟、台西、妇好墓、周原、丰镐〔hao号〕等遗址的墓葬和窖藏中,都曾发现过青铜格斗兵器刀、矛、戈、戟、斧、钺,以及防护装具甲胄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兵器,在形制构造上已从单一到多样,如戈有直内无胡戈、直内短胡戈、短胡一穿戈、短胡二穿戈等。在合金配比上也有较大的改进,殷墟早期多为铅锡青铜兵器,后期多为锡青铜兵器。妇好墓出土的12件青铜兵器,含锡量已在8%—19%之间,是兵器制作技术和杀伤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制作工艺上也有较大的进步,如河北省藁城市出土的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鉴定,其直刃部分系用陨铁锻成,厚约2毫米,尔后再与青铜钺身浇注在一起。这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锻造和铸造技术,制成工艺水平较高的复合兵器。

周朝建立后,委任官员司空兼管兵器制造之事。到春秋时期,由于铜的开采冶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使青铜兵器的制造技术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们从当时记录手工业工艺的《考工记·金有六齐》中,看到了几种青铜兵器中铜与锡的组配比例。书中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一记载说这几种青铜兵器的铜锡之比分别是:青铜斧为6:1,锡占16.6%;戈戟为5:1,锡占20%;大刃为4:1,锡占25%;削杀矢类兵器为7:2,锡占28.5%。据现代冶金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含锡量占20%的青铜最为坚韧,是制造戈、戟和战斧的好材料。含锡量在30%—40%的青铜硬度最高,是制造刀、箭的佳品。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时期,不但已经积累了制造优质青铜兵器的实践经验,而且掌握了它的工艺理论。

其次,人们还从《考工记》的“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等篇文章中,看到了当时对制造兵器所用材料的精选、尺寸大小、形制规格、构造式样和操作规程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说明春秋时期制造的兵器,已经向标准化和制式化的方向,迈出了最早的一步。因此可以说,《考工记》是我国2500多年前兵器制造工艺的创造性成果。考古发掘的大量实物说明,当时制造的许多青铜兵器,与《考工记》的工艺规定和要求,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