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北宋·王益《诉衷情》词)

京师街衢[qu 渠]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ji 际]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师之制也。(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

上引萧默先生书中，引据敦煌壁画的寺院图等，显示出唐代寺院的后进房舍中有小楼形状的钟楼与经藏相对，但是没有鼓楼。亦请读者参阅。

此外，唐代还有“听鼓坐衙”的制度：

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早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公私宾客候衙时即得见官人也。(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第250条)

按，唐代官府坐衙治事，早晚各一次，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二：“白头老叟府中坐，早衙才退晚衙催”，说的就是这番光景了。又，上引白氏集卷二：“城上冬冬鼓，朝衙复晚衙”，说明击鼓坐衙乃当时常规也。李商隐《无题二首》：“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断蓬。”说的就是听“衙鼓”去应卯，而非“街鼓”。

再有，就是建鼓楼以备击鼓报警，兼作报时之用的事。

(李崇)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禽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

按，这里说的是“诸州置楼悬鼓”。至于首都的鼓楼，建置更早：

(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二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洛阳伽蓝记》卷二“龙华寺”条)

赵逸是北魏时人，《北史》、《魏书》均有传。“中朝”是南北朝时期习语，指西晋。有趣的是，此种击鼓防盗贼的作法，到唐代还在使用，并且不限于在鼓楼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在日本遣唐使的船顺着大运河向北方进发时，为了保护使节及其贡品，中国的随行护卫人员在晚上干什么呢：

通夜打鼓。其国之风：有防援人，为护官物，至夜打鼓。(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第16条)

政府如此频繁用鼓，寺院自然退避三舍矣。

北宋时，都市内商业更加发达，贸易日夜繁忙，宵禁逐渐被迫取消。宋太祖颁诏废夜禁，宋仁宗时又废街鼓。导致南宋时的青年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街鼓了：

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

南宋以下，作为汉化佛教本土化的教派，禅宗大盛，并向普及化与世俗化发展。禅宗的寺院建置方式逐渐在全国推广，明代而还，几成寺院定格：山门殿与天王殿之间院内，必建钟鼓二楼：东钟西鼓，也就是左钟右鼓(以从天王殿面向山门为准)。鼓楼内悬有一个“大鼓”，配合钟楼的钟敲击，“晨钟暮鼓”。奇怪的是，钟楼的大钟，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夜里可以敲“幽冥钟”(夜半钟)，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应施主的祈求，由施主自己来敲击求福，笔者在杭州净慈寺就见过。可是，单独击鼓楼的大鼓来求福的，尚未见过。这似乎暗示着，鼓虽能与钟相配成组，究竟是后来的，还不能僭越以希图非分呢。

倒是在殿堂内的鼓，使用频繁。除了呗器中的鼓类器物，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以外，殿堂内单独使用的鼓，就是法鼓和茶鼓了。此二鼓设于禅宗寺院法堂内，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近现代汉化佛教寺院多沿用此种设置法，但在没有设法堂的寺院内，则将此二鼓安置在大殿。

萧默先生并引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三“禅教类”条：

天明开净，首座率大众坐堂；闻一通鼓，首座大众上法堂；二通鼓，知事赴参；……

证明寺院中用鼓集众。当然，用鼓集众，如我们前面引述过的，佛祖早有垂示，佛经中也早有击鼓集合的例证。不过，中国禅宗寺院用此，说不定还是从官府坐衙悟出：此种集众之法可以沿用呢。要注意的是，这个鼓是法鼓。

法鼓，汉译佛经中习见，例如：

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喻，为众讲法。欣乐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击法鼓。(《法华经·序品》)

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法华经·序品》)

惟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击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普雨大法雨，度无量众生。我等咸归请，当演深远音。(《法华经·化城喻品》)

此经中的“法鼓”这个专名词，大约是用来翻译梵文中的Dharma-dundubhi这个词语的，显然指真正的鼓，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可是，中国南北朝以还，诗文中也经常使用“法鼓”：

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

法鼓朗响，颂偈清发。(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

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南朝宋·谢灵运《过瞿溪山僧》诗)

雷乘法鼓，树积天香。(北朝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

潮声迎法鼓，雨气湿天香。(唐·沈佺期《白鹤寺》诗)

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唐·李白《登瓦官阁》诗)

这些诗文中的“法鼓”，有的还是指佛说法。可是唐人注《昭明文选》，李周翰就在《游天台山赋》我们前引的那两句之下作注说：“法鼓，钟也。”此后，直到清代，注家翕然从之。如倪璠[fan 凡]《庾子山集注》卷十二中，注《佛龛铭》那两句，依然说：“法鼓，钟也。”这就说明，一则，把“犍稚”译作“钟”，如前所述，是总括性的译法。唐代人也知道古代南亚次大陆原始佛教没有那么多响器，因而想当然地认为，经中的“法鼓”指的就是钟啦。二则，唐代寺院中用钟不用鼓，因而自然而然地认为法鼓就是钟啦。

可是，后来的寺院中，法鼓就肯定是真正的鼓啦。连带来说，茶鼓自然也是鼓。它们的用法，则如《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所说：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击鼓之法：上堂时三通，小参一通，普说五下，入室三下。皆当缓击。

茶鼓长击一通，侍司主之。

斋鼓三通，如上堂时，但节会稍促而已。

普请鼓长击一通。

更鼓早晚平击三通，余随更次击，库司主之。

浴鼓四通，次第候众击，知浴主之。

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准。若新住持入院，诸法器一齐俱鸣。

以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要补充的是：佛殿廊下有时也立一鼓，为斋、浴、普请(全寺一起到寺外参加农林副业劳动)时击鼓用。此外，为已故僧人送葬时，也击普请鼓；高僧忌日上堂诵经追悼时，也击法鼓集众。现当代的城市中的寺院内，由于大部分僧人已经佩戴手表，又有电铃等设备，所以击鼓之法往往只在说法集众时使用了，所谓“鼓声才动，大众云臻”者是也。

需要说明的是，茶鼓乃是汉化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创造。众所周知，饮茶是中国人的发明。僧人特别爱饮茶，连茶圣陆羽都是佛寺出身。饮茶与坐禅关系密切。茶鼓，则是召集僧人用茶的，乃寺院专用：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北宋·林逋《西湖春日》)

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圻城。(南宋·陈造《县西》)

咏此二诗，宋代佛寺于傍晚敲茶鼓之情状，声声入耳，历历在目矣。

宋代以还，禅林有在鸣鼓会茶时介绍新来挂搭的僧人的常规：

抚州明水逊禅师在法云侍者寮时，道林琳禅师挂搭。方丈特为新到茶。逊躬至寮请之。适琳不在，有同行与琳联案，曰：“汝去。俟渠来，我为汝请。”逊去，僧偶忘之。斋后鸣鼓会茶，琳不到。圆通问曰：“新到在否？”趣请之。琳到，圆通令退坐榻立，众前责曰：“山门特为茶，以表丛林礼数。因何怠慢，不时至？”琳曰：“适闻鼓声，忽内逼，趋赴不前。”圆通呵曰：“我鼓又不是巴豆，击著尔便屎出！”逊前白云：“是某忘记请之。某当出院。”时同行出众曰：“不干侍者与新到事，是某不合承受，为渠请，偶忘记。某当代二人出院。”圆通高其风义，并宥之。(《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这则故事，生动地显示出会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