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涌现，与地方上的经济发展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外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也与所处地域紧密相联。一个因素是家族渊源，从学术的角度说是家学渊源。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汉晋门阀士族控制政权的时代，纯粹的劳动人民子弟很难有自学成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有些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尽管有时他们的地位可以爬得很高，甚至掌握军政机要大权，但是他们在社会上仍然受歧视，受到士族地主的百般排挤。比庶族地主更低一层的劳动人民，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可想而知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人才，特别是封建社会前期的人才，不是世家大族出身的人很少。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在当时算是比较特殊的人物，但是据他在《论衡· 自纪篇》中说，其祖上也有过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只是后来破落了，才成了“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的小地主兼商人，并非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隋唐以后，情况稍有改变，但家族渊源或家学渊源，仍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重要因素。家族或家学都与地理环境有紧密联系，世家大族都是一个地方最有声望的家族，故称某姓为某地的望族，叫做郡望，如天水赵姓、陇西李姓、清河张姓、太原王姓、吴兴沈姓、河间俞姓、高阳许姓、高平范姓等等。

另一个因素是师承关系。人才的出现，往往与名师的教导有重大关系。孔子这位圣人，教出了72位贤人，其中有不少是在青少年时代成才的，这在前面已有介绍。与孔子并称的孟子，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也培育出了不少人才。孔孟都是邹鲁(今山东省境内)一带人，故孔孟之学亦称邹鲁之学，这就与地方有了联系。封建社会时期的著名教育家，他们创立的学派，也往往被标上地方名称，如北宋大教育家胡瑗，教授湖州府学，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其如父兄，从游者常数百人。当时礼部录取官员，十有四五都是胡门弟子。他们不仅学术观点相同，就是服饰和行为举止亦大致相类，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胡瑗的弟子。胡瑗曾在湖州讲学，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湖学。南宋大教育家朱熹，讲学福建建阳考亭书院，从远方赶来求学的生徒很多，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才。考亭既是书院的名称，也是地方的名称，朱熹创立的学派就被称为考亭学派。此外，封建社会时期曾为培育人才做出过贡献的学派，如宋代吕祖谦在婺〔wu务〕州(今浙江金华)创立婺学，被称为金华学派。明代薛瑄创立河东学派，王阳明创立姚江学派，也都是以地名命名的学派，与地方有紧密联系。

第三个问题是古代成才青少年对社会国家民族究竟做出了多大贡献。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即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那些奋斗疆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献身的青少年英雄，如汪踦、霍去病、岳飞、辛弃疾、夏完淳等，他们的贡献人人皆知，毋须多说。另外如王猛辅佐苻坚平定北中国，祖逖、刘琨北伐稳定南北对峙局面，都有相当重大的贡献。在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物，如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锺繇、王羲之的书法，诸葛亮、范仲淹的政绩，李绅、欧阳修、辛弃疾、宋濂、归有光的文学，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郑樵的史学，葛洪、李时珍的医药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的甚至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灿的明珠。他们的最高成就不一定是在青少年时代完成的，但是他们的才华是在青少年时代显露，他们的事业是在青少年时代奠定基础的。历史上大器晚成而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也不算少，但是他们的事迹不如青少年成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犹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在这个时候懂得时间的宝贵，学问功业的重要，个人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并立志刻苦用功，努力实践，充分发挥使自己成才的内因，就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才。过了45岁的人，犹如已经过了中午逐渐西坠的太阳，在这个时候发愤立志成才，虽然也还来得及，但是前程毕竟有限了，为成才更要加倍付出努力。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奋起直追，那就只能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很难成才了。历史上虽然也有以“秉烛夜游”来比喻暮年用功的，说明六七十岁的人也还有成才的希望，但是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十分稀罕的特殊例子。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有无不利因素，亦即有无阻力。这个问题可以分为自然的阻力和人为的阻力两个方面来谈。自然的阻力包括生来家境贫寒，或生在穷乡僻壤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自幼体弱多病，智力低于常人，或者身有残疾，在学习上困难比别人大等等。遭遇到这种自然阻力的人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种阻力并非不可克服，前面“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这一节中，已经举了不少实际例子，所谓的“逆境”，主要就是指自然的阻力，但是有毅力的人能够以顽强的奋斗克服它而使自己成才。

人为的阻力有政治制度对人们成才的种种限制；门第观念对出身寒微者的排挤；妒贤嫉能者对才华出众的人的压制迫害等等。这种种情况，在中国古代都是有过的。以政治制度来说，自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人才脱颖而出开辟了一条出路，而实质上它却是限制人们充分发挥才能的一个圈套。前面已经讲过，唐太宗大力提倡以科举制度作为圈套，用来束缚天下英雄，以免妨碍他的统治。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规定了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后，科举制度简直成了限制人们成才的一具枷锁。许多应考的生员，本来才华出众，如能考中做官，必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是只因为他们在试卷上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不是依葫芦画瓢地人云亦云，替古人立言；或者仅仅是在书写上出现一些不合规范的地方，就会被摒弃于科场之外，失去进入仕途发挥才能的机会。在科举制度下，少年秀才、少年举人以至少年进士，偶或有之，但十分稀罕，更多的却是白发童生、龙钟老态的秀才。五六十岁考中举人进士，父子同科、祖孙同科在古代被称为佳话，其实却是人才遭到扼杀的悲剧。当儿子和孙子都能进入仕途做官之时，做父亲和祖父的已经日薄西山，还有多少日子能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呢！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不合理的科举制度阻挡了他的出路，使他的才华难以发挥，于是他才走上了谈狐说鬼这条道路，以鬼怪来讽喻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另一部不朽著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遭遇与蒲松龄相似，也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作品中，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限制人们成才作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写得十分深刻。

门第观念对出身寒微者的排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那时候，虽然也有些才华出众的寒士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甚至像南齐的纪僧真那样，掌握了中央政权机要，可是当他们与士族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受歧视，内心感到十分压抑。梁朝的到溉，官职也已经不小，由于他出身寒门，曾祖父到彦之曾经躬耕田亩，因而士族见了他就捂鼻子，说他身上还遗留有从他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大粪的余臭。已经做了官，或者说已经成才了的人还受到如此歧视和排挤，那些同样出身寒门因为遭到歧视和排挤而失去成才机会的青少年不知又有多少。

妒贤嫉能者对才华出众的人的压制与迫害，那是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里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然也不会例外。战国时期齐国的孙膑与魏国的庞涓原是同学，曾在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当上魏国大将以后，妒嫉孙膑的才能，将他诳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割去膝盖骨)。好在孙膑被齐使救回后依旧发愤努力，被任用为齐国军师，他终于在齐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之战中打败了庞涓。历史上这孙庞斗智的一幕，既说明了孙膑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的成才决心，也说明了像庞涓那样妒贤嫉能的人是多么可耻。战国末年的韩非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是颇有才华的人，他与李斯原是同学。韩非写的书传入秦国后，受到秦王嬴政(即秦始皇)的极大赏识，说“能见此人，死不恨矣”。后来韩非应邀入秦，李斯怕他的才能盖过自己，使自己在秦王面前失宠，就加以陷害，使韩非冤死狱中。韩非死时大约40多岁，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著书立说，已经成才，由于李斯的妒贤嫉能，使他失去了在政治上发挥才能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以压制迫害人才而出名的奸臣，他们永远受到人们的切齿痛恨，如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贾似道，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等，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其中包括许多青少年，受到压制迫害而失去了成才的机会，甚至葬送了生命。这些奸臣不仅因为实行苛政压迫百姓与投敌叛国的罪行为人们所痛恨，就是在压制迫害人才方面，他们也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

注释：

①陈桥兵变：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授意手下将士给他穿上黄袍，拥立他做皇帝，发动夺取后周政权的政变，改国号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