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天地，在古代是一项极为庄重的活动，其仪式十分隆重，在礼仪制度中为大祀。这项古老的祭祀活动，在传说中的舜、禹时期，就已出现。据文献记载，那时已经有了称为“类”的祭天典礼。天和地，是人们想象中的自然界的神，并赋予它们人格化。天神在殷商的甲骨文中，记作“帝”或“上帝”，在商朝人的眼里，它成为自然界，乃至人类的主宰。在它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等一批众神，作为天神的陪臣，协助它治理自然万物。商朝人对天神的敬仰和崇信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每逢祭天的时候，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富，甚至要杀死为数众多的俘虏及牲畜，作为供奉的祭品。从西周开始，最高统治者又有了“天子”的称谓，意为天之骄子。这使得周王借天神之威统治天下，也神化了他手中的权力。由此可知，祭祀天神既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也成为统治者强化统治的一种欺骗工具。因此尽管最高统治者位居显赫，但仍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神。礼仪制度中的祭天礼正是因此而制定。到后代，对天神的称谓越发繁多，如昊天、皇天、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维皇上帝、天帝等。而对这位想象中的、人格化的神的祭祀活动，也越发神圣、隆重。

祭祀天神也要修筑祭坛。古时有“天圆地方”之说，即古人们认为天是圆形的，地是方形的，天像一口锅倒扣在地上。因此祭天坛是一座圆形的祭坛，称为圜丘。圜丘建在国都的南郊，祭天与祭地，因为都在郊外筑坛祭祀，所以又常统称为“郊祀”。祭天礼在商周时期也曾使用过以“尸”代祭的办法，之后也逐渐以神主牌位取代“尸”。祭天礼中比较特殊的仪式是“燔燎”，即将宰杀供奉的牺牲连同供奉的玉璧、玉圭、缯〔zeng增〕(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帛等祭品，一同放在柴草上，由天子点燃柴草。顿时，烟火升腾，直上天空，人们以为这样便能让天神嗅到气味。祭天礼在每年的冬至这天举行。

古代有“父天而母地”之说，即视天神为父亲，地神为母亲，可见古人对地神也是十分敬重的。地神在古文献中称为“地示〔qi其〕”，也写作“地祇”。地示是大地之神，不同于社神，社神通常被认为是主某一方土地之神，所以《礼记·王制》中记载道：“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祭地礼在每年的夏至这天，地点在国都北郊一座建在水泽之中的方丘上举行。祭地坛为方形，合于“天圆地方”之说。建在水泽之中，则喻指大地被四海所环绕。祭地神的仪式与祭天礼基本相同，但不用燔燎，而是在祭祀仪式结束后，要在地上挖一土穴，将牺牲、玉帛等祭品埋入其中。

除去圜丘祭天、方丘祭地之外，在古代的礼仪制度中，还有合祭天地之礼，称为“封禅”。封禅是要在泰山举行的。“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史记·封禅书·正义》)可见封禅是专门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地的礼仪活动。之所以选择泰山，因为泰山为东岳，是五岳之首，故又称其为岱宗。封，要在泰山顶上举行，因为那里离天最近；禅，则在泰山脚下进行。虽然封禅是合祭天地，但实际上，封重于禅。封禅泰山与其他的祭祀活动一样，同样受到礼仪制度的规定限制，封禅仪式一般由帝王亲自到泰山主持，非帝王是不能享有这种权力的。春秋时期，齐恒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的实力迅速强盛。此后齐恒公兼并周围的小国，击败实力强大的楚国，使齐国在中原地区声威大振。齐桓公因此欲成霸业，他约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举行盟会，连周天子都派人参加。会上，齐桓公与各国国君共同订立盟约。葵丘之盟后，齐恒公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但他还不满足，又想效仿周天子封禅泰山，其用意在于想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但上卿(国君之下的最高执政官)管仲告诉齐恒公，按照礼仪制度的规定，只有受册命为王者，才有资格行封禅之礼。齐恒公虽称霸中原，但并没有得到天子的地位，他只好放弃这一打算。

封禅与其他祭祀活动不同的是，它没有规定明确的祭祀时间，所以不是每年都要举行的。据资料的记载，历史上举行过封禅泰山的帝王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而宋朝以后，再没有举行封禅之礼。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第三年(公元前219年)，东行到鲁国的故地，经与当地的儒生们商议，决定行封禅之礼，于是他便率随行的臣僚们登上泰山。在举行了祭天仪式后，一行人便返回山下准备祭地。不料，下山途中突遇暴风雨，秦始皇君臣只好暂时躲避在一棵大松树下，直等到雨过天晴，才继续下山。因这棵树护驾有功，而被秦始皇封为“五大夫”。至今泰山上仍有“五大夫松”，不过已是明代补植的了。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因封禅是祭祀中的大典，所以唐玄宗下诏，三公以下官员一律升迁一级。诏令下达，官员均升一级，但唯有担任封坛使的宰相张说的女婿郑鑑却从原来的九品官升到五品，官升四级。唐玄宗得知后，十分惊讶，问手下官员原委，无人应答。后来一位叫黄繙绰的伶人(乐人)上奏道：“此泰山之力也。”他的回答十分巧妙，借封禅泰山，而张说又任封坛使之事，暗示郑鑑官升四级的原由。以后，便有了称妻父为泰山的称谓。与封禅泰山有关的这两个典故，也反映了封禅这一礼仪制度的一些情况。

南宋之后，封禅不再单独进行，而是与在郊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郊祀”合并为一了，封与禅也一并进行。建圜丘合祭天地的礼制在以后的历史中时有变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改定这一礼仪制度。他下令在应天府城南郊重修祭天坛，并于坛上建造一座圆形的大殿，名为大祀殿，以覆盖祭天坛。又规定每年孟春正月在此合祭天地。明成祖朱棣将国都迁到北京后，又按照南京祭天坛的形制，在正阳门(今前门)南营建天地坛，也在坛上建造大祀殿。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后，这里成为明朝祭祀天地的场所。嘉靖皇帝即位后，认为合祭天地不符合古代礼制，于是下令在大祀殿南面另建一座圆坛，以取“天圆地方”之意，坛称圜丘，不久又改称天坛，俗称祭天台、拜天台。坛分为上下三层，各层的栏板、望柱和台阶的级数均为“天数”(又叫“阳数”，即为九及其九的倍数)。每年冬至这天，皇帝都要率文武大臣来此祭天。根据“四时分祀”的礼制规定，嘉靖皇帝另在京城北郊择地建成“方泽坛”，又称地坛。坛为北向，是一座用汉白玉筑成的二层方形坛，专门供皇帝率文武大臣在此祭祀地神。此后，每年夏至这天，都在此举行祭地礼。另于京城东郊建成“朝日坛”，又称日坛。坛为西向，一层方台，供皇帝在这里祭祀大明神(即太阳)。于京城西郊建成“夕月坛”，又称月坛。坛为东向，也是一层方坛，供皇帝在这里祭祀夜明神(即月亮)。北京城的天、地、日、月四坛建成后，明朝的礼仪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清朝定都北京后，继续承袭明朝的“四时分祀”礼制，并对四坛进行数次改建，在每座坛都修筑配套建筑，使各坛更加合于古代礼仪制度的规定。不过由于古人认为祭祀天神与地神为大祀，祭祀日神与月神则为中祀，因此在祭坛和配套建筑上，规格是有差别的。但不管如何差别，作为祭祀的配套建筑，都离不开祭坛、享殿、宰牲亭、井亭、斋宫、具服殿等建筑。对天、地、日、月四神的祭祀，除冬至、夏至分祭天、地外，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由皇帝亲自赴朝日坛祭日，其余之年则由文臣代为祭祀；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由皇帝亲自赴夕月坛祭月，其余之年则由武臣代为祭祀。始建于明朝的北京四坛，虽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仍一直保留至今，但如今已不再是祭祀的场所，而是供人们游览、休息的公园。从现存的建筑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严格与规范，感受到庄重而又虔诚的祭祀氛围。

古人除去祭祀天、地、日、月四神之外，对自然界中的其他一些事物也曾设神祭祀，如星辰、山川等。只是这些祭祀活动在礼仪制度中属于中祀，甚至小祀，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天、地，因此在建筑上规格很小，有的甚至附祭于其他神，仅设一块牌位而已。

不同的祭祀活动根据礼仪制度的规定，有不同的仪式和程序，而且历朝历代又时常变更，有的极其繁琐，有的又很神秘。不过，各种祭祀也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祭祀神鬼是一桩十分严肃、神圣的事情，必须在祭祀活动的全过程中体现出人的崇敬与虔诚。因此在举行各种祭祀之前，都要首先进行“斋戒”，即沐浴、更衣，还要独居，静心养性。斋戒一般又分为两步进行，“七日戒，三日斋”。戒，又称为散斋，是指斋戒最开始的七天要居住在寝宫的外室；斋，也称为致斋，是指“戒”后还要在寝宫的正宫里居住三天。斋戒的十天内，必须停止参加一切娱乐活动，更不能参加哀吊丧礼，目的在于使人心静，以排除自己“心”中的杂念，而进行“五思”：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从而达到“心诚”的效果(参见《礼记·祭义》)。斋戒期间，还要忌食腥荤之物，以避免在祭祀时口中存有“秽气”，亵渎了先祖或神灵。斋戒的时间，在西周订立的礼仪制度中定为十天，沿袭到后代则缩短到三五天，甚至更短。祭祀那天，主持者和参加者很早就要起床，待沐浴完毕后，再更换吉服(祭祀时穿着的服装及佩饰)，而后前往祭祀场所举行正式的仪式。

凡逢祭祀之日，居丧者不得啼哭，着丧服者不允许入城，以免冲犯神灵。祭祀神鬼时，都必须准备“牺牲”作为供奉的祭品。“牺”是指毛色纯正的牲畜，“牲”则专指牛、羊、豕(猪)等。帝王祭祀神鬼时，一般要供奉牛、羊、豕三牲，凡三牲齐备称为“太牢”。而诸侯祭祀时，则不许供奉牛，只用羊、豕二牲，称为“少牢”。可见同样是祭祀活动，却因主持者的地位不同，在供奉的物品上还有等级之分。除牺牲之外，璧、琮〔cong从〕等玉器和束帛等也常被用作祭祀的供品。璧为圆形玉，中央有孔；琮则是呈方柱形或方圆形的玉器，中间也有孔。束帛是长10端(一端长一丈八尺，宽二尺四寸)的彩色丝织品。祭祀时，要将璧和琮分别放在束帛之上，由祭祀者手捧着，供奉在神鬼的牌位前。祭祀开始和进行中，由宫廷乐师组成的乐队，要随着礼仪的程序，演奏相应的礼乐，以和歌、舞，同时也烘托了祭祀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