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崇尚高风亮节，十分重视自己的情操，自尊自爱，即使身处困境，仍自强自立，不甘堕落，以保持高尚的气节。在这方面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苏武牧羊”更是令人感动。就在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与匈奴再度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双方还不断扣留对方前来议和的使臣。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单[chan蝉]于(即首领)因在战场上屡遭失利，而表示愿意同西汉结好，并主动释放了扣留的西汉使臣。汉武帝因此也下令释放被拘的匈奴使臣，并委派中郎将苏武等率百余人将他们护送回匈奴。临行前，汉武帝将节授予苏武。但当完成使命准备返回汉朝时，苏武一行却因手下人阴谋劫持单于之母归汉以邀功而被匈奴扣留拘禁。单于软硬兼施，企图胁迫苏武背叛汉朝，投降匈奴，都被苏武断然拒绝。苏武日夜思归汉朝，即使被囚禁在大窖之中，断绝饮食，他仍然靠着吃雪和旃[zhan沾]毛，顽强地活下来，拒不投降。单于见不能降服他，便将苏武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让他放牧一群公羊，并声称只有等到公羊生下羊羔才能释放他。苏武深知单于的用意，也明白回归汉朝遥遥无期，但他毫不气馁。苏武来到北海，没有粮食，只好靠挖鼠洞，吃草籽度日。每天，他都“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李广苏建传》)。节上的旄都脱落光了，苏武仍终日不离手，以此表明自己归汉的决心和对汉朝始终不渝的忠贞之情。直到汉昭帝即位后，与匈奴再度和亲，这才使苏武在艰难地度过了19个春秋之后，终于获释回国。苏武牧羊的故事，表现了苏武誓死归汉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与节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视节如命，体现了一种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操。这个故事传颂至今，已有2000多年了。2000多年来，苏武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历史人物，他那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还被搬上戏剧舞台。人们颂扬苏武，正在于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尊自爱、矢志不渝的传统美德。这也是古人很早就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

图1 苏武牧羊

盟，是指两国或两国以上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的，以求协调行动而相互立誓缔约。通常是由一国最先提出建议或请求，再派使臣去约请、游说，或经第三国的斡旋、撮合，最终使双方或数方约定会面于某地，正式订立盟誓，以此结盟，称为“会盟”或“盟会”。会盟中的首领或主持盟会的人，就是“盟主”。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相互称雄争霸，为了确立自己在各诸侯中的霸主地位，经常约请弱小的诸侯国国君会盟，而成为盟主，因而也就可以号令这些诸侯国。因此会盟也成为争夺霸主地位的一种途径。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齐国、晋国、楚国先后通过战争手段，征服其他诸侯，最后就是以会盟的形式，建立自己的盟主，也就是霸主的地位。

会盟时的典礼称为盟礼。古代举行盟礼也有祭神的内容，原因是人们相信神有巨大的力量，足以约束或监督会盟者的行动，所以人们常对天立誓。其仪式主要是“莅〔li利〕牲”，也就是“杀牲歃〔sha霎〕血，誓于神也。盟之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礼记·曲礼下》)。即在举行盟礼时，要蘸着牲畜的血，在玉片、竹片或帛上书写盟书(又称载辞)。由盟主与会盟者一起饮血，或用手指蘸血涂在嘴上，再在盟主的带领下，对神宣誓盟书，这种方式也叫盟誓。举行盟誓之后，盟书就作为会盟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行动的准则。盟书要书写两份，一份在盟誓之后，与宰杀的牲畜一起埋到地下或沉于河中；另一份则收藏于盟府(掌管盟约的官府)，由司盟官掌管保存。1965年，在山西侯马的一处晋国遗址中，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石片，形状多为上尖下方，玉、石片上书写的内容很多便是盟誓载辞。其中主要是晋国官僚赵鞅与同宗族人为共同对敌而举行会盟的誓辞。这批称为“侯马盟书”的珍贵文物，是了解古代盟礼的重要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盟主在会盟中的作用和地位。

盟主既是会盟仪式的主持人，会盟之后，他实际上便获得了号令其他盟国的权力。春秋战国时期，会盟大多带有军事联盟的性质，因而盟主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时常在盟会上出现争做盟主的情况。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时，就曾与晋定公为争做盟主而发生争执。晋、楚之间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春秋中后期，晋、楚两国为争霸，连年征战。不仅给交战双方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给周围那些弱小的诸侯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弭〔mi米〕兵”，即停止战争。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戎分别与晋、楚等诸侯国的国君协商，达成在宋都(今河南商丘)举行弭兵会盟的协议。举行盟礼的那天，有14个诸侯国参加，而晋、楚两国都想利用会盟之机，成为盟主。楚国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凡赴会的楚人都暗中藏有兵甲。待盟礼刚一开始举行，楚人便抢先歃血。等到晋人发现楚人的意图，企图加以阻止时，为时已晚，只好让楚国主盟。

誓，在西周时期是指诸侯之间以语言为信约，即以口述的方式，提出某种作为自己或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即所谓“信约为誓”。誓，最初常作为会盟的一种形式，故往往合称为“盟誓”。但有时也可单独举行，称为“誓礼”。誓礼与盟誓一样，都要借助神的力量作为约束，使所有参加者不得违约，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人们相信在诸神中，天神的威力最大，所以在举行誓礼的时候，经常假借“天”神，面天而誓，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对天起誓”，“向天发誓”。誓礼没有盟礼的仪式那么隆重、繁琐，不用杀牲、歃血。誓，也指古代帝王告诫将士，军将告诫兵士的言辞，多用于激励斗志，鼓励士气。至于后代将士出征或作战前的宣读誓言，即今人所说的“宣誓”，正是由此演变而成，它成为将士们自勉自励和自我约束的一种方式。一旦起誓或宣誓后，誓言便成为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信约，是绝对不允许破坏和违背的。春秋时期，郑国武公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庄公和共[gong工]叔段，但她只宠爱共叔段，对庄公十分厌恶。后来，庄公即位，作了国君，姜氏极不满意，想方设法支持共叔段发展势力，以取代庄公。甚至在共叔段策划袭击庄公时，还准备为他作内应。庄公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发兵击败共叔段，又将母亲姜氏迁出都城，安置在城颍(今河南襄城东北)，并发誓：“不到死后埋入黄泉，决不与母亲相见。”可事后庄公十分后悔，不该如此对待母亲，然而又有“誓”在先，不好违背。封人颍考叔得知后，积极劝导庄公，建议他掘地到黄泉(即地下的泉水，指埋葬死人之处)，在隧道里与母亲相见。庄公见这个建议既符合自己的心意，又不违背誓言，便欣然接受，随后派人在地下挖了一条隧道，终于与母亲相见，从此母子二人和睦相处。这则《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重“誓”，绝不食言的风尚。誓，也是一种很郑重的许诺，一旦起誓或宣誓之后，便要承担誓言中所承诺的义务和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许诺或许愿则是十分普遍的。它虽不像誓那样郑重，却和誓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等，就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信誉，守信誉的传统美德。

会、同，也是宾礼中的两种礼仪，它们只是在形式上略有不同，所以通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即为“会同”，泛指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也指诸侯合会。《周礼·大宗伯》记：“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诸侯不在规定的时间去觐见天子，称为会；殷，众之意，指许多诸侯同时去觐见天子。当然指诸侯合会时，就没有这种形式上的差别了。诸侯们聚到一起，订立盟誓，即可以称为“会盟”，也可称作“同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锡命，又作赐命。赐，是古代上对下的赠予；赐命，则专指帝王赐予臣僚爵位(也包括官位)、服饰、车仗等的赏命，其礼仪就是锡命礼。接受锡命，必须要答谢回礼，所以锡命在礼节上以拜礼为主，而且相对比较简单，“君赐车马，乘以拜”(《礼记·玉藻》)。古人以能得到帝王的赐命，当作一种特殊的荣誉，倍加珍重。帝王赠予臣僚的一切，都要冠以“赐”的头衔。如赐官、赐田、赐宅等。若官吏遇事请假，假期已满仍不能归职，皇帝准许其续假，称为“赐告”(告，为官吏休假)；筵席上，皇帝向臣僚赠酒，亦称“赐酒”；即使是皇帝下令让臣下去死，仍要冠冕堂皇地称为“赐死”。唐朝中期，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宠幸贵妃杨玉环，而疏于朝政。加之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致使国内政局动荡，矛盾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叛军破潼关，攻入关中，唐玄宗仓皇从长安出逃四川。但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护卫的军队哗变，杀死杨国忠后仍“鼓噪不前”，又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唯恐叛军追赶而至，只得赐给杨贵妃一条白色丝帛，令她自缢〔yi义〕。所以“赐帛”也成了“赐死”的同义词。在唐宋时期，官服常以颜色区别等级，凡三品以上的官员，其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至四品的官员，则着绯〔fei非，大红〕色公服。皇帝若对某官表示宠幸，常“赐紫”、“赐绯”，即赐官服，实际也是升迁之意，以示厚爱。

图2 九锡图

遇，即相遇、相逢，是指诸侯或官吏在事先没有商定的时间、地点突然相遇。“遇者何？不期也。”(《公羊传·隐公四年》)古人即使不期而遇，也仍然讲究礼节，按照礼仪的规定行事，于是便有了“礼遇”之说。当然遇时的礼节要比其他的礼仪都简单。西周时，诸侯外出，相遇于途中，往往要按主、宾礼互致问候，因此常以相遇之地距各自国都的距离远近来划分主、宾，以距离近的一方为主，距离远的一方为宾。官吏之间相遇，则按官位高下，施以不同的礼，而在这方面制定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宋朝制定的《百官相见仪制》中明确规定：下级官员若于途中遇见官长，必须采取停住马，侧立于一旁，或回避，或绕道而行的办法。“文武百官遇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并避。起居郎以下遇给舍以上，敛马。御史大夫遇东宫三师、尚书丞郎、两省侍郎，分路而行。”(《宋史·礼志》)若不按此规定行事，则被视为无礼，要受到处罚。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经过与秦国国君斗智斗勇，取得“完璧归赵”的胜利后，深得赵惠王的器重，被擢〔zhuo浊〕升为上卿，位居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认为自己战功卓著，看不起蔺相如。一次，两人相遇于途中，按照遇礼的规定，廉颇应礼让蔺相如，但他自恃功臣，据路不让。蔺相如见廉颇毫无礼让的态度，深知大敌当前，当以团结为重，决定不与他计较，立即吩咐手下人绕道而行。蔺相如忍让、豁达的胸怀，后来又感动了廉颇。这位功劳卓著的老将竟“负荆请罪”，与蔺相如言归于好，共同抗御外敌。“负荆请罪”的典故，因此也成为流传至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