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犁的完善 中国犁的犁体一般由犁底、犁梢、犁箭、犁辕等部件构成，形成框形，所以被称为框形犁，是世界上六种传统犁中的一种。这种框形犁，汉代已基本定型，有了犁壁，后来又有了可使犁箭活动调节耕深的装置，但仍实行两牛抬杠。唐代出现了江东犁。江东犁在犁辕前端设置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犁盘，犁辕通过在犁盘两侧系以绳索与牛轭(这时已由二牛抬杠的直轭改为曲轭)相连接；而犁辕也因之由直长辕改为较短的曲辕了。所以江东犁又叫曲辕犁(图12)，这种犁可以用单牛挽拉。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犁发展到成熟阶段。宋代又出现了软套和代替犁盘的铁挂钩；曲辕犁向全国普及。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犁相比较，中国犁的特点，一是富于摆动性，操作时可以灵活转动和调节耕深耕幅；二是装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fa 伐〕碎土功能。这些特点满足了精耕细作的要求，适于个体农户使用。西欧中世纪使用带轮的重犁，没有犁壁，役畜和犁辕间用肩轭连接，比较笨重。18世纪出现的西欧近代犁，由于采用了中国框形犁的摆动性和曲面壁，并与原有的犁刀相结合，才形成既能深耕又便于翻碎土壤的新的犁耕体系；它成为西欧近代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图12 曲辕犁复原图(唐)

农田排灌工具的发展 上古时代，人们在灌溉时，要用瓦罐从井里把水一罐罐打上来，或从河里把水一罐罐抱回来。《庄子》上说的“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春秋战国时，农田灌溉发展起来，各种新的灌溉工具也应运而生。春秋时已有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桔槔[gao 高]；汉代水井用辘轳提水相当普遍，辘轳的使用一直延至近世。这两种提水工具比起抱瓮出灌已大为进步，但毕竟不能满足较大规模的农田排灌的需要，真正满足这种需要而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翻车，即龙骨车。它创制于东汉末，最初用于洒路，发明者是毕岚。三国时马钧加以改进，始用于园圃灌溉。这时它还是手摇的，以后发展为脚踏的(图13)，具体何时难以确指。不晚于唐代出现了牛转翻车。宋元之际发明了水转翻车。元明之际又有风力水车的创制。翻车是利用齿轮和链唧筒原理汲水的排灌工具，结构巧妙，抽水能力相当高。南宋范成大诗云：“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常在踏车头。”(《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七)是电力抽水机推广以前我国农村使用最广泛的排灌工具。

图13 脚踏翻车

唐代还发明了筒车。它是用竹木制成大型立轮，由一横轴架起，轮的四周斜装若干小木桶或竹筒。筒车安置在水边，立轮下部没入水中，轮随水流转动，轮周小筒不断把水戽[hu 户]起，通过木槽灌入田间。这也是一种高效提水工具，诗人用“竹龙行雨”来形容它。筒车在宋元又有发展，出现了畜力筒车和高转筒车(图14)，后者可以引水至七八丈高。此外，唐代还有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

麦钐与碾碨[wei 畏](石磨) 这两种工具均与麦作的推广有关。麦钐是用以收麦的装长柄的大镰刀，它配合一个带有两条活动长柄的簸箕(“麦绰”)，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个灵活的操纵器，移动钐和绰，将远处的麦“钐”下，翻入麦绰，再收回麦绰，递到后面带轮的“麦笼”里(图15)。这种配套的收麦器，比普通收获工具，效率提高几倍。麦钐在唐代已较普遍，它与麦绰、麦笼的配套完善大体在宋元之际。麦作的发展又推动了加工工具的改进。魏晋南北朝已发明的水力碾磨，唐代已相当流行，官僚地主和寺观往往建造大型碾碨，作赢利性经营，主要用以磨面。宋元之际，又出现可以同机完成砻、碾、磨三项工作的“水轮三事”(图16)。这种工具是以河水冲激水轮转动，并通过轮轴带动各种磨具工作，在当时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在西域则有风车带动的磨麦器。

图14 高转筒车

图15 麦钐获麦

(4)生产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图16 井水磨(左)与水轮三事(右)

我国作物构成在唐宋时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上升为最主要粮食作物，代替了粟的传统地位。水稻一直是南方人的主食，并不断被北方人引种。唐宋时代，华北各地和东北部分地区都有水稻踪迹，但由于水资源限制，北方种稻毕竟不多。水稻地位的提高主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已出现南粮北运的现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尤以长江下游为最重要稻产区，出现了“苏(苏州)湖(湖州)熟，天下足”的民谚。水稻被人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它在粮食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完全确立了。中原的传统作物是春种秋收的，冬麦的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它又可以和其他春种或夏种作物灵活配合增加复种指数，在我国轮作复种制中，冬麦往往处于枢纽地位。由于上述原因小麦种植历来为民间重视，政府提倡。唐宋时代麦作发展很快。唐初租庸调中的“租”规定要纳粟，粟在粮作中仍处于最高地位，麦豆被视为杂稼；但中唐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主要收麦，反映麦作已很普遍。北宋时，小麦已成为北方人的常食，以至南宋初期金兵占领北方之后，大批北方人流寓南方时竟引起了麦价的陡涨，从而促进了南方麦作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但“有山皆种麦”，而且部分水田也实行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小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作物。宋元时代，最初种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粱③也开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使粟黍继续受到排挤。

纤维作物方面变化也很大。首先是苎麻地位的上升；继之是棉花传入长江流域。苎麻原产于南方，历史上主要产区也在南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已出土了精美的苎麻布，而种苎麻的最早记载则见于三国时吴国人陆玑〔ji机〕的著作。苎麻纤维质量很好，可织出清凉离汗的夏布。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以生产优质苎麻布(如巴蜀的“黄润”，广西壮族的“綀〔shu 书〕子”等)著称。唐宋时代，随着南方的繁荣，苎麻繁殖栽培技术显著改进，生产有颇大发展，其地位超过了大麻。

棉花原产于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汉魏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已开始种棉。新疆种的是一年生非洲草棉，称“白叠”，南方种的是多年生印度木棉。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少数民族(“岛夷”)向中原王朝贡献“织贝”；织贝即吉贝，系梵语棉花和棉布的音译。唐宋时闽广植棉已颇有规模，但种的仍是多年生木棉。宋元之际，一年生木棉从华南传到了长江流域，适应了当时南方由于人口膨胀对衣着原料增长了的需要，一下子就推广开来了。元代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推广黎族人民棉纺工具和技术，并加以改进，促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棉花和棉布的生产程序没有蚕桑丝麻繁杂，而兼有两者的优点，不但可以织成“轻暖丽密”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制作衣被，是贫富皆宜的大众化衣被原料。经过元明等代的推广，它终于取代了丝麻的地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衣被原料。

油料作物更加多样化。古老的叶用蔬菜芸苔转向油用，被称为油菜。宋元时南方多熟种植有很大发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加之又比芝麻易种多收，故很快在南方发展起来，成为继芝麻后的又一重要油料作物。此外，宋代大豆已开始用于榨油。

种蔗和植茶在本时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近人研究证明，我国也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在甘蔗糖传入以前，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只有蜂蜜和饴糖(麦芽糖)。汉代已出现砂糖，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量不多，质量大概也不够高。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回国后加以改进，质量超过印度。唐代四川始制白糖。北宋时又出现冰糖。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种蔗业的发展。唐宋时长江以南各省均有甘蔗种植，福建、四川、广东、浙江种蔗更多，尤以江西遂宁为最，成为全国最著名产糖区，并出现了不少制糖专业户——糖霜户。元代福州产糖之盛曾引起马可·波罗的惊叹。

我国是茶的故乡。相传神农氏时代已发现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时期内是我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南北朝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唐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至宋代，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不但中原人爱喝茶，西北和西藏游牧民族也特别喜欢喝茶。从唐代开始，茶叶成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数民族换取军马的主要物资，这种交换被称为茶马贸易。这种情形推动了唐宋以来茶叶生产的大发展，植茶地区更加扩大，出现了许多专业化的茶场。中唐以后，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唐宋时起，实行由政府控制茶叶生产和流通的“榷〔que 确〕(专卖)茶”制度。

随着市镇的兴起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本时期园艺业也有很大发展。宋元时代，原来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菜逐渐衰落。而原来只能在江南种植的菘，经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改良逐步移植到北方，成为“南北皆有”的蔬菜。另一种古老蔬菜萝卜(古称芦菔)的栽培也在扩展，它和白菜一起逐渐替代了葵在蔬菜中的地位。我国对食用菌的利用很早，但食用菌的栽培始见于唐代农书，到宋代已很普遍，并出现了关于食用菌的专著《菌谱》。这一时期引进的蔬菜，唐代有菠菜、莴苣(莴笋)和莙荙〔junda君达〕(叶用甜菜)，宋元有丝瓜、胡萝卜、芥蓝、慈姑等。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特点是作为园艺业分支的花卉栽培十分兴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果树得到迅速发展，它们栽培北限在向前推移。又有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等果树的引进。

我国畜牧生产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也发生在本时期。唐朝初年，我国官营牧业臻于极盛，唐太宗国家养马即达76万匹。私人牧业也很发达。安史之乱后，传统的陇右牧场陷于吐蕃[bo播]之手，中原王朝的官营大畜牧业，民间的大牲畜饲养都逐渐趋于衰落，小农经营的畜牧业进一步成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中原王朝所需马匹，相当一部分通过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方式从西北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不过这一时期民间猪羊等家禽的饲养业，仍在继续发展。

隋唐统一后，在长期战乱中受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蚕桑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政府征收的丝织品大部分仍来自这一地区。安史之乱后，蚕桑业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北宋时全国25路之一的两浙路向政府缴纳的绢绸占了全国总数的1/4，尤以嘉兴、湖州一带的蚕业最盛。不过这时北方蚕桑业的原有优势并未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