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明末的许多藏书楼，清朝仍然保留了下来，如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宁波的天一阁，南京的千顷斋，在清初仍负盛名。后来除了天一阁，其他藏书楼或因失火，或因经管不善，藏书逐渐散失。清代中期建的藏书楼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的“士礼居”和“百宋一廛[chan禅]”，浙江海昌吴骞的“拜经楼”，江苏苏州孙星衍的“平津馆”，浙江杭州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开万楼”、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户文弨[chao超]的“抱经堂”，浙江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浙江宁波卢址的“抱经楼”；江苏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北京大兴翁方纲的“三万卷楼”，满族昌龄的“谦益堂”，蒙族法式善的“梧门书屋”，山东历城周永年的“借书园”等。这些藏书家和藏书楼，为保存中国文化，传播知识，作出了贡献，为时人所称道。

清王朝的后期，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各地藏书多有损失。道光以后，私人藏书已不能与乾嘉时期相比。晚清时，有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和八千卷楼等四大藏书楼值得介绍。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阁主是杨以增(公元1787—1855年)。他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收购了苏州汪士钟艺芸书舍的藏书；后来其子杨绍和(公元1832—1875年)在北京又收购清怡亲王府乐善堂的图书以及其他一些图书，到了其孙杨保彝(公元1852—1910年)时，海源阁达于鼎盛期。杨保彝编的《海源阁书目》，著录藏书经、史、子、集四部3336种，共208300多卷。海源阁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被山东土匪占据，当做司令部，藏书连遭匪劫，后来逐渐散失。海源阁部分藏书分别被北京图书馆和山东图书馆所收购。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楼主是瞿绍基(公元1772—1836年)。瞿绍基祖孙四代，仕途坎坷，隐居乡间访书读书。他们的藏书楼原称恬裕斋，因避光绪载湉音讳，改名“敦裕斋”，后因瞿绍基子瞿镛家珍藏铁琴 一张、铜剑一把，他的词集称《铁琴铜剑楼词草》，到了瞿绍基孙瞿启甲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刊印其家藏书目录时，便以“铁琴铜剑楼”称其藏书处了。瞿氏藏书多达10余万卷。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仅著录宋、金、元珍本及稀见抄本(普通书未著录)，计有经部82种，史部265种，子部370种，集部525种，共1242种，可见其藏书的价值了。

瞿氏后人刚直不阿，光绪时皇帝曾派侍郎等四人来到铁琴铜剑楼，要想取走一书，并答应封瞿氏后裔三品京堂，赏钱上万，但瞿氏后人不为利禄所动，拿出乾隆赐给恬裕斋的诏书加以推辞，光绪帝因不能违背祖训而作罢。瞿启甲于辛亥革命后，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并亲自创办常熟公共图书馆，还曾任当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员，后因拒绝曹锟贿选而愤然辞职。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将珍贵善本全部运往上海藏匿，得以完整保存。瞿启甲去世，其子济苍、旭初、凤起三兄弟妥管藏书，尔后全部捐献国家。铁琴铜剑楼图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瞿氏家族的藏书允许外人入楼阅览，设有阅览室，供应茶水膳食，颇得好评。

浙江归安(今吴兴)陆氏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公元1834—1894年)，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先任南韶兵备道台，后官至福建盐运使。被参削职归家后，在城东辟潜园，藏书、校书终身。陆心源嗜书成癖，他在任职广东南韶时运回老家图书就有100多箱。时值战乱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流散于社会，陆心源便乘机收购珍籍。到了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他收藏图书已达15万卷。陆氏将一个大藏书楼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皕宋楼，另一部分则称“十万卷楼”。“皕宋”意思是说黄丕烈藏宋版书100部，将其藏书室称为“百宋一廛”。“皕”意双百，皕宋楼，表示所藏宋版书倍于黄丕烈。10万卷楼则藏明清刻本与名人手校、手抄本及稿本。另建守先阁藏普通刻本与抄本，对外人开放。

李宗莲在《皕宋楼藏书志》中指出，皕宋楼比范氏天一阁藏书还多，宋元善本，皕宋楼为天一阁的两倍；且天一阁管得太严，而皕宋楼则让人阅览；另外，皕宋楼收书选择严格，天一阁收书较杂。总之，他认为皕宋楼藏书质量和数量都高于天一阁。

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楼主是丁申(公元？—1880年)、丁丙(公元1832—1899年)两兄弟。丁申字竹舟，丁丙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丁氏兄弟二人，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当时有“双丁”之称。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因为战乱，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一日，丁丙在西溪镇购物，发现商店包装纸竟是四库散页。于是兄弟二人四处搜寻捡拾，每天往返数十里，将文澜阁残编运至西溪，经过兄弟二人的努力，搜拾《四库全书》800多捆，随后转运到上海。战乱平息后，又全数运回。经他俩抢救出的《四库全书》共8689册。后因所缺甚多，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又开始进行补抄，先后向省内外很多藏书家借书作底本抄写，历时七年，共补缺书891种，2174页，使文澜阁藏书大体上恢复了原貌。丁氏兄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值得称颂。

丁家藏书一万种，计40万卷，并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建筑了嘉惠堂，内有三个藏书楼：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著录图书达3400种，存目书1500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载之书，计8000多种，主要是佛教、道教、小说、戏曲方面的图书；小八千卷楼，又称善本书室，藏有宋元刻本200多种以及精美的明刻本、旧抄本、稿本等2000种。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丁丙逝世八年后，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严重。两江总督端方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荪与丁氏后人洽谈，以75000两银的代价购买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收藏于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内。

(3) 明清两代的书院藏书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此后各地屡有设立。但自嘉靖以后，明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政敌，曾三次下令废毁书院。又加之重科举，兴学校，使书院发展缓慢。由于王阳明办龙场书院，主贵阳书院，修濂溪书院，辟稽山书院，明代统治者对书院态度有了些变化。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710所，遍及19个省。

清初，全国书院甚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谕令每省设书院一所，由政府拨经费，聘请山长②，学生由各省道员与布政司会同考核。同时放宽对书院的限制，各地纷纷建立书院，据统计，清代书院多达近3000多所。

明清两代书院都有藏书。书院藏书来源，一为私家捐置。如明代洪武初年，江西吉水刘惠庭建仁山书院，“聚古今图书，以待来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河南襄城李敏设紫云书院“聚书千卷与学者讲习”(《明史·李敏传》)。清代张伯行入闽，建鳌峰书院，“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ren纫]其中”(《碑传集》卷一十七)；二为书院购买。清代冯光裕主持贵州贵山书院，“遣人至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碑传集》卷七一)；三为朝廷或地方官府所颁赠。如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上谕赐江南(今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清通考》)。此后各省大书院都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以藏朝廷赐书。

至于以钻研经史为主的书院，更重藏书。阮元在杭州和广州先后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精舍后被毁，同治五年蒋益沣重建，买四部书1300册作为藏书。学海堂建文澜阁为藏书楼，贮藏很多刻版。广东广雅书院藏书最丰，有43500余册。

——————

注释：

①因：因袭四部分类法；益：就是在四部之中适当增加类[这个字看不清楚]目；通：将丛书不同类的著作归四部之中不同类中；互：把内容涉及诸类的图书，互见于各类之中。

②元代书院设山长(实即院长)，清乾隆时改名院长，清末又复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