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我国传统科技在整体上处于低潮，然而作为一门为现实服务的地理学，因受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取得了累累硕果。明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长达30年的航海活动，不仅是我国海上探险事业的空前成就，也是世界地理发展史上的壮举。这次活动带来了地理学上的新知识、新认识。《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亚非航海图。随行人员撰写的见闻录，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都是地理学的珍贵资料。明代的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著作是徐霞客数十年野外考察的日记汇编，其中对岩溶地貌和山脉、水系的科学考察，已具有近代地理学思想的萌芽，开拓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明代的杨慎、王嘉谟也都致力于对大自然面貌的探索。杨慎的《山名考》、《温泉志》、《滇南月令词》等分别在山名与山形、温泉的分布与利用、物候与人类活动关系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而王嘉谟的《北山游记》则系统描述了当时北京西北山区的自然环境，是现存地理著作中有开创性的一篇。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其中方志的编撰规模大、种类全、数量多、分布广。明代曾五次修总志，清政府曾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其中《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善，是历代《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其他有代表性的方志有：《(顺治)河南通志》是门类齐全、撰写规范的通志类方志的典型代表，《西域水道记》是以湖泊为纲的水道专志，《西陲要略》是西北地区的地区专志，《西藏志》是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朔方备乘》是关于北部边疆的地理专志，等等。据统计，明代修志3000种左右，现存900多种，而清代现存方志就有5000多种。方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繁荣，是我国传统地理学走向成熟和顶峰的标志之一。明清时期沿革地理研究也空前发达，既有以表格形式说明政区、疆域变化的，在体裁上有所创新的著作，如《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疆域沿革表》等，还有像《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那样的历史地名辞典，以及《历代舆地图》、《历代地理沿革图》之类的历史地图集。清初，一批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编出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治、军事和国计民生服务的沿革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中《读史方舆纪要》是我国史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结构最严密的沿革地理著作，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之一。

《禹贡》

《禹贡》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是关于先秦地理环境的重要著作。《禹贡》收于儒家经典《尚书》中。过去旧史家认为该书是大禹治水和重新制定贡法的记录，作者是夏代史官或大禹本人。其实，这是一部托名大禹治水而记载古代地理情况的著作，与大禹治水本身并无多大联系。《禹贡》的著作年代，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禹贡》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禹贡》全篇不足1200字，内容却相当丰富，主要有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个部分。

九州是《禹贡》全篇的主要部分。“九州”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的自然地理区域。它以岱、华、荆〔jing京〕、衡四山和河(黄河)、济、淮、黑四水，以及海洋等为分界标志，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州部分分别记述了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植被、田赋等级、贡品名目、水陆运输路线和少数民族等情况。这些记载很有研究价值。《禹贡》在记述各州的自然景观时，运用了区域比较的方法。如根据不同土质将其分为壤、坟、埴、垆〔lu卢〕和涂泥几种；又根据土色，把土壤辨别为白、赤、黑、青、黄几类；书中综合这两大因素，描述了各州的土壤情况。《禹贡》中的兖、徐、扬三州，都在我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禹贡》记载三州的植被情况是：北部的兖州，草木抽发为长条，分布疏朗；中部的徐州，草木逐渐茂盛，覆盖大地；南部的扬州则是草木极繁盛、树木极高大的地区。这是我国地理文献对植物分布呈地带性变化的最早描述。

《禹贡》的九州划分和分区对比方法的使用，是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对我国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州的划分方法在我国历史上经常被采用。

导山部分叙述了九州范围内山岳的名称和分布特点。按照《禹贡》的写作方式，导山是为了治水，只有察明山脉的高低走向，才能引导和治理洪水。《禹贡》将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淮河之间的20多座山归纳成四条东西延伸的“山列”。第一条在渭水、黄河以北；第二条在黄河南岸；第三条在汉水流域，自陕西的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第四条从岷山起经衡山至江西北部的敷浅原。在对山列的记述中，表明作者已有山系概念的萌芽，并且掌握了我国山岳分布西高东低、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两大特征。

导水部分叙述了弱水、黑水、黄河、漾水、长江、济水、淮河、渭水和洛水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区和支流、河口等情况。叙述的次序先北方后南方、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条理清晰，使人对九州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情况一目了然。这是我国有关河流水系的最早记录。

导山和导水两部分，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分区域、分部门进行研究的开始，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最后一部分是五服。它以500里为距离，由王都向四面等距离扩张，依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并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方法和交纳赋役的等级。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中央行政制度，表达了作者大一统的政治见解。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战国时期人民要求结束诸侯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禹贡》是我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名著，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在研究方法和地理观念上都对以后的学者有很大启发。历代对它进行注释、考证的著作很多，成为中国沿革地理和经学地理的一大支柱。《禹贡》中的不少地理概念和词汇，如冀、豫、渭水、汉水、泰山、华山、衡山等等，直到现在仍在使用，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是我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的代表作之一。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涿州郦亭(今河北涿县南)人，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父亲做过青州刺史，因此，在他少年时就随父亲游历了山东的名山大川，培养了探索山川名胜奥秘的兴趣。成年后，他利用做官的机会，周游了今天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广大地区。每到一处，他都留心察看水道形势，探溯源头河口，并游览名胜古迹。郦道元不仅喜欢旅游，而且酷爱读书，尤其是地理著作。在读书的过程中，他感到当时的地理书籍，不是过于杂乱，就是过于简略，并且有不少错误。他认为，桑钦的《水经》专门记述水道虽然是一种开创，但却太粗略了，而且所记大多是前人旧闻，有必要进一步搞清各条河流的来龙去脉。于是，他决心以《水经》作基础，写一部更为详备的水道专著。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水经注》。

《水经注》全书40卷，30多万字。其体裁是以许多水道的干流或大支流为主题，主题下大小不同的段落都有一句或几句纲领性的说明作为“经”，随后详细引用有关资料作为“注”。这种以水道为纲记述地理情况的体例，不同于以往的地理著作，是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来的古代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水经注》名义上是为《水经》作注，实际上却是自成体系。仅以字数来说，就比《水经》增加近20倍。在写作中，郦道元吸收和采纳了大量前人的地理学成果，引用了430多种书籍，以及许多金石碑刻、地图、民歌、民谣等。这些古代文献有许多没能流传到今天，因此，《水经注》中这些片断，成为研究在此之前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水经注》所记地理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这也是这部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郦道元生活在南北对峙时期的北魏王朝，可贵的是，他在写作《水经注》的时候，却突破了北魏的疆域界限，将视线投向了我国的各个地区。在记述坝水(即流经朝鲜的大同江)、印度河等水系的源头、流经地域和归宿时，甚至记载了部分边疆邻国的地理情况。《水经注》所记水道达1252条，比《水经》多出1000多条。在记载水道的同时，书中对河流流经地区的山川景物、城市、关津亭障、古迹、水利设施、物产，以及有关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峡谷近300处，瀑布60处，湖泊500多处，泉水和地下水300多处，古都180座，城邑2800座，桥梁约100座，津渡近100个，涉及的地名约20000个。《水经注》还介绍了13个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有些还指明了地理分布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和影响。

《水经注》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在叙述事物时也十分确切细致。为了写好《水经注》，郦道元在他足迹可能到达的地区，都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有一次，他发现《水经》和《汉书》对泗水的源头记载有问题，于是他不辞辛苦，亲自去探寻源头，最后终于在卞县故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南桃墟附近找到了泗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极为重视地形地貌的方向、数值、位置的记载。如《汾水注》中说：“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颖言：在皮氏县东南，则可十里，乃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书中对高山峡谷、岩溶地貌、西北干燥地区的地貌都有许多精彩的描述。

《水经注》在地理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前人没有的成就。例如该书中记载的植物种类不下140种，动物种类超过100种。郦道元对生物的性状和习性进行过细致的观察研究，书中记载的淡水鱼类的洄游现象，在世界上是最早的。书中对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变迁都有所描述。《涟水注》中还写道：湘乡县石鱼山，有一种黑色石头，纹理与云母相似，常显出鱼形，敲剥一层后，鳞、鳍、头尾非常逼真。这是我国最早记载鱼类化石的文献之一。

《水经注》中记载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芍陂〔po坡〕等，都是先秦著名的水利工程。郦道元对这些工程的兴建过程、地理位置和范围结构等，都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的记录。以农田水利建设和河流、湖泊的综合利用为中心，书中涉及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的多个侧面。除此之外，《水经注》中还记载了温泉、地下水、天然气、锡矿、盐业等矿产资源，还有许多关于采矿、冶金、纺织、造纸、食品等工业部门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古代的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