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三次兴学是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执政时发起的。

崇宁元年八月，蔡京下令全国兴学，十月建辟雍，可容纳生员3000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续增州县生员名额，规定大县50名，中县40名，小县30名。有的县竟多达1000余人。地方官员兴学有功者受奖。如建州蒲城县县学生员达千人，县丞徐秉哲因此受奖，特升一级。办学不力者即受罚，因此便多处发生强行向民众摊派入学名额，称作“聚学粮”的事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二中记载：“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崇宁兴学，在中央官学基本上仍沿袭王安石的太学“三舍法”，进一步扩大中央官学的规模，增加生员数额。崇宁兴学的重点在发展地方官学。府、州、县学普遍设立，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体制和规模。但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认真、不得力，更由于经费有限，许多地方官员以兴学为名，科敛民财，强行摊派学额，索取粮钱，遭到强烈反对，最终地方兴学也多流于形式。

北宋庆历年间至宋朝南迁，即从公元1043年至1126年，80余年间，先后掀起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从朝廷到府、路、州、县各级官府致力于振兴官学，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心转向兴办官学。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兴办教育的全部经费都由朝廷和地方官府负担，实难得到保证。因此，除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外，经济上力不从心也是造成兴学不力，归于失败的原因。

三次兴学运动着眼于解决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的矛盾，解决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然而却忽视了官方办学与民间或私人办学的关系。这也是北宋兴学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训。

(3)三次兴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

北宋三次兴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书院，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很少过问。结果，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反而日渐沉寂了。

宋初朝廷为了表示对书院的支持和鼓励，不断有赐书、赐额、赠田、赠屋的举动。宋初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金山)书院……等，差不多都先后得此殊荣，这些书院也因此名闻天下，扩大了社会影响。朝廷的这些举措也激发了更多的人热心于创建书院。但自庆历兴学以后，直到宋朝南迁，80余年间，几乎未见一代皇帝对任何一所书院赐书、赐额、赠田、赠屋之举。虽然从未采取过任何限制或约束书院发展的措施，实际上不闻不问，等于冷落了民间或私人办学，冷落了书院，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三次兴学为了保证官学的发展，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官学发展的措施，如：第一次兴学规定：应科举者须在官学读书300日；第二次兴学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第三次兴学对地方官兴学有功者奖，兴学不力者罚。这些措施不仅把各级官府的注意力引向了兴办官学，更重要的是将读书士子拉进官学读书。只有热心官学者才能受奖，热心私学或书院者不仅难得奖赏，反而会有兴办官学不力的嫌疑。各级官府自然也就无心关心私学或书院了。读书士子只有入官学读书才可能获得应举资格，获得晋升的机会，自然也就不愿再空守山林入书院求学自修了。这也是造成书院长期沉寂的原因所在。

在三次兴学运动中，一批名宿硕儒先后被中央或地方官学聘任，主持或掌教于各级官学，如：胡瑗、周敦颐、程颢、程颐、李觏〔gou够〕、张载等，都先后在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任职从教，这也扩大了官学的影响，提高了官学的声誉，吸引了更多的读书士子入官学读书受教。

三次兴学的来历和意图在于振兴官学，纠正或弥补科举考试的弊病和不足，并非有意抑制书院的发展。但朝廷重在兴办官学，减少了对书院的关注。而官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缓解了读书士子“无所向学”的矛盾，书院处于自生自灭，少有人过问的境地，从而导致了北宋书院长期沉寂。王袆〔hui挥〕在《游鹿洞记》一文中竟说：“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这是王袆面对北宋书院沉寂发出的感叹。三次兴学未必造成书院尽废，有些书院废毁也不一定全与兴学有关，但在长达80余年的三次兴学运动期间，书院确确实实是沉寂了。

兴学运动与书院的沉寂是北宋教育发展史上的极富思考价值的教育问题。它提醒人们，特别是主持教育决策和指导责任的官府，怎样处理好官学与私学的关系，特别是在文教建设方针和工作重点转移时，如何避免顾此失彼，是很值得后人思考的。

兴学运动客观上造成书院沉寂，但沉寂不能说“尽废”。同样，北宋书院并未“尽废”，也不能说北宋兴学期间和兴学以后的书院比宋初还要发达、兴旺。

北宋书院从数量上看，从庆历兴学至北宋末的书院和宋初相比还是有所增加，部分地区增加的数字还不算少，例如：江西共有书院40余所，建于庆历兴学以后的约占3/5；浙江共有书院30余所，建于庆历兴学以后的约占80%；湖南共有书院十余所，建于庆历以后的约占60%。但宋初只有40余年，庆历以后的北宋有120余年，相当于宋初的三倍，而且宋初战乱仍未平息，社会经济生活遭受长期破坏，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下，书院发展到近40余所，确属兴盛之势。庆历兴学后的百余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书院发展有了更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和经济物质基础，却只建书院不足百所。关键在于朝廷的政策导向，重视了官学而忽视了书院，书院与官学相比，北宋中后期的书院与宋初相比，明显地呈现出沉寂之状。

考察书院发展的态势，不仅看其数量多寡，主要看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庆历兴学前书院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或私人办学影响极大，几乎成为当时教育的主导形式，对教育发展起着支配作用。而庆历兴学后，各级官学明显地成为教育的主体，书院的地位和影响大为下降了。所谓书院沉寂正是指其地位和影响不像宋初那样显赫了。

北宋兴学期间和兴学运动之后也建有一些书院，但无太多特色，无太大的影响，都不如宋初的书院那样闻名于世。宋初闻名于世的著名书院在兴学运动之后也再未显示其辉煌业绩，有的甚至多次遭废弃之祸。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书院的关注程度大为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