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与南宋书院  

南宋书院的勃兴与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南宋理学学派林立，流派繁多，除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也称闽学，或称考亭学派)之外，还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金华学派(也称婺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此外，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合称为事功学派)对南宋书院的勃兴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1)陆九渊和象山学派与南宋书院

在朱熹将理学推向成熟阶段的同时，陆九渊独树一帜，别开门户，创象山学派，形成朱陆对峙之势。

陆九渊和象山学派同样热衷于书院讲学，对南宋书院的勃兴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九渊幼年读书于家塾，10岁以后随兄读书于抚州州学和金溪疏山寺。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试得中进士。归故里，建书斋读书，继而建槐堂讲学。杨简、桂德辉、傅梦泉、刘伯文、刘伯协、周伯熊、陈刚、彭兴宗、朱桴、朱泰卿等都来就学。陆九渊教学，先教人辨志、辨义利，令人求放心，不以言语文字为意。多年后，地方官员在金溪县陆九渊讲学处建槐堂书院。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曾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喻义、喻利”章。淳熙十年，在孝宗召见时，公然批评朝廷“临御二十余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贬谪至台州主管崇道观。学者四方云集，乡曲长老也俯首听讲，徙寺观讲论，环而听者二三百人，槐堂至不能容。遂登贵溪应天山，建象山精舍讲学。

据记载：陆九渊在应天山讲学，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jiao交〕至讲堂，从学者各以小牌，写上自己的姓名、年甲，顺序进谒，约数百人，皆齐肃无敢喧哗、交头接耳者。“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很像现代的组织教学。其讲经书，每启发人之本心，间又举经语为之论证，闻者莫不感动。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立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其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所欲言，及从而开发之。至有片言半辞可取，必奖进之。诸生皆感激振奋。

象山精舍，不先建斋舍，不提供饮食，不立学规，全凭精神感化。居山间讲学，前后五年，著录听讲者逾数千人。陆九渊象山精舍讲学，强调以“明理”、“立心”、“做人”为本，与朱熹所主张的书院教育有着显明的区别。象山精舍或称象山书院成为南宋最具特色颇有影响的书院之一，是陆九渊象山学派的发源地和学术中心。

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鹅湖之会是经吕祖谦周旋安排的一次朱陆学术论辩的集会，为纪念鹅湖之会而创建的鹅湖书院也成为南宋闻名的书院。

鹅湖之会是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邀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会于信州铅山之鹅湖寺，中心论题是“为学之道”，“论及教人”。据《象山年谱》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九龄)止之。”

理学后学为纪念“朱陆之会”，于鹅湖寺建四贤堂(祠)，祀朱、吕和二陆。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于寺旁建书院，理宗赐名“文宗”。鹅湖之会的意义在于理学各派学术论争的历史价值，对书院教学提倡学术论争有良好的影响。鹅湖书院实际上成为书院与理学论辩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

陆九渊门人弟子众多，有不少人创建书院讲学。

江西陆门弟子与书院教育

陆九渊在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江西弟子甚众，建书院讲学者很多，在江西形成一个重要的陆学研究和传播中心。

傅梦泉，为陆九渊的得意弟子，在《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中名列第一。陆九渊赞誉他“人品甚高”。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登进士第，教授澧州、衡州，曾修石鼓书院，主讲其中，士人从之学者甚众。陈傅良曾与之讲论，也深为佩服。知宁都，曾于城市之南讲学，以从学者日众而构室居之，号曾潭讲堂。朱熹、张栻都曾与他有过学术交往，虽学旨有异，但都予以很高的评价。

邹斌，初从学于陆九龄弟子李德章，后从陆九渊学。朱陆鹅湖之会时，曾随陆前往与会。袁甫建象山书院，拟聘请他主持教事，因年老病辞。所居号南堂，藏书万卷，弟子甚众。

晁百淡，从学陆九渊，登淳熙二年进士，授吉州教授。后知南康军，曾到白鹿洞书院拜谒，入仕40年，家无余财，家居聚徒讲学，在临川铜鼓山建有碧润书院。

董德修，先入象山之门，隐居力学，终日静坐，潜心理学。后从之学者日众，在其居处流坑建心斋书院。

吴绍古，曾从陆九渊学于应天山，结庐而居，建草庐于濯缨，陆九渊曾亲书“濯缨”斋名相赠。家居饶州安仁(今江西鹰潭市余江县)，其讲学处为玉真书院，位玉真山麓。

浙东陆门弟子与书院教育

陆九渊在槐堂、象山讲学先后数十年，弟子数千人。“然其学脉流传，偏于浙东。”朱熹也曾说过：“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广，超过江西陆学门人。最著名的有明州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和定海沈焕四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号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

杨简，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进士，先为富阳主簿。陆九渊路过富阳时，夜集双明阁，曾以扇讼为例，说孰是孰非，非本心为何？杨简闻之，“忽觉此心清明澄然”，继而拱坐达旦，质明拜纳，遂称弟子。后曾应鄞县史氏之请，多次在碧沚书院讲学，甬上士子从游者如云。杨简曾筑室于慈溪德闰湖畔，更名慈湖，聚徒讲学，后人建慈湖书院以为纪念。杨简被誉为“陆氏之功臣”，特别在陆九渊逝世后，传播和发展陆学有重要贡献，“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絜斋集·赠傅正夫》)。

袁燮，号絜斋，少读史籍，乾道初入太学，曾受到陆九龄的教诲。与同里杨简、舒璘、沈焕同聚，朝夕切磋。曾学于吕祖谦，与陈傅良为友，后归宿于象山门下，主张“人生天地间，所以超然独贵于物者，以是心尔。心者，人之大本也”，“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他勉励后学主要强调“尊德性”，同时又要“实根本于学问”，又有朱学的味道。袁燮居家讲学之所建城南书院(又称絜斋书院)，曾与杨简、舒璘、沈焕联讲会，四方请益之士众多，盛况空前。嘉定初，袁燮任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权知隆兴府(治南昌)，全力支持同门友人丰有俊创建东湖书院。

丰有俊也是陆九渊的弟子。他建议在隆兴府——原为宋初李寅所建涵虚阁旧址建东湖书院。建议指出：“古者学校既没，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星诸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之不及。此邦今都会，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讲诵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风教。请筑馆焉。”这个建议得到秘阁修撰江西转运使权兼隆兴府事的胡槻〔gui归〕的大力支持，决定“营栋宇”、“丛简编”，招罗俊贤。沿湖建屋34间，使之成为“门庭堂宇，宏丽崇深，庖湢器用，咸备无缺”的书院，又将东湖水利、水产和一部分公田收益归于书院，以供费用，并征集江南西路各军州图书充实其中。此时，袁燮继任知府之职，更全力支持，遂使书院建成，并奏请宁宗敕赐“东湖书院”额。东湖书院在袁燮、丰有俊主持下，继承和发展象山学派的学术思想，成为最有影响的陆学基地和研究中心。东湖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闻名各地，“处白鹿”、“游东湖”成为当时学者的一大时尚。

舒璘，曾问学于朱熹、吕祖谦和张栻，最后受业于陆九渊。其学重笃实力行，主张躬行愈力，德性愈明。长期任徽州教授。教学“不惮勤劳，日日诣讲，隆冬酷暑，未尝少怠。筑风雩〔yu于〕亭，以时会集，暮夜亦间往。日有讲究涵泳之功。质有顽钝不善者，循循善诱”，被誉为“天下第一教官”。其居家讲学的书堂称广平书院。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中称：舒璘“之学始于张而成于陆，考德问业于朱、吕。心融神会，精智力践，其躬行有尚絅之实，其诲人有时雨之泽，沈(焕)、杨(简)、袁(燮))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于乡，声闻于天下”。可见其学术地位和在书院发展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

沈焕，在太学读书时，与杨简、袁燮、舒璘为好友，同师事陆九龄。在乡里与史浩友好，史浩在月湖竹湖为之建讲舍，称沈端善讲舍，或竹洲书院。与杨简、袁燮会讲年余。居家讲学之所建南山书院。

杨简、袁燮、舒璘、沈涣，在南宋中后期影响很大，对传播和弘扬陆学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浙东一带形成陆学研究的中心，浙东一带的书院多成为讲习陆学的基地。文天祥曾评价说：“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涣)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

(2)吕祖谦和婺学与南宋书院

谢山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这里讲的“吕学”就是指以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吕学”也被称作“婺学”，是因其形成于婺州而得名，婺州州治即浙江金华，故又称作“金华学派”。不过，“婺学”是就学派形成的地域特征而言的，不仅包含着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或“金华之学”，还包含着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永嘉之学”。明代杨维桢在《宋文宪公集·序》中说：“余闻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吕祖谦)以性命绍道统，说斋氏(唐仲友)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陈亮)以皇王帝霸之略志事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也有相似的说法：“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吕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

南宋理学就学派性质而言，实际分为两大学派，一方为身心性命之学，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方为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实事实学的事功学派。有的学者将吕祖谦的金华之学归入事功学派，这是因为金华之学被列入“婺学”。事实上，仅就吕祖谦而言，更倾向于身心性命之学，“以性命绍道统”或“以性命之学起”。不过，吕祖谦与朱陆相比，更重经世致用，确也含有某些事功学派的学术特色，但非其学术主旨。在身心性命之学中，在朱陆两大学派之间，吕祖谦折中其间，“兼取其氏”，也更倾向于朱学，也颇受陆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