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周官学制度的发展和“六艺”教育的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它有约300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全盛的时期。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

据古籍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乡学又分为“庠”、“序”、“校”、“塾”等。

(1)西周小学

康王时的《大盂鼎》中有一句话：“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佳(惟)即朕小学。”郭沫若在《西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

宣王时的《师[上(左未右攵)下反][皀殳]〔li gui 离鬼〕》中也有一段话：“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事，既命女(汝)[上雨下攴]〔geng 耕〕乃且(祖)考嗣小辅。”这段铭文不但证明王家设有贵胄小学，而且也证明了古籍文献中关于少傅和乐官记载的真实性。据有关专家考证：“小辅当读为少傅。”再结合《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说明这类小学属宫廷的贵胄小学，其学生是王太子、公卿太子、大夫元士的嫡子等。《礼记·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即把这类小学设在王宫附近，可能是为了贵胄子弟上学方便。王宫守卫长官师氏和保氏，兼任小学师长。

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贵胄小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

西周时除设在宫南之左的那所贵胄小学之外，还在西郊设有一所小学。据《礼记·王制》：周人设有“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文献通考·学校考》注云：“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类小学可能是宫廷的贵胄小学，入学学生的层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属于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注曰：“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岁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从全文的语气来看，在里中的“校室”学习优秀的学生可由“乡学”升到“庠”，再升到国学，而这个国学不会是宫廷的贵胄小学，而可能是设在西郊的“虞庠”。这样经过几次选拔和挑选才升到国学的小学中去的学生，当然年龄也就不小了，所以有的传说：“十五岁才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的注释说：“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古代的小学生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8岁至15岁均可。或许这与贵族的等级有关，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所以才出现关于入学年龄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大戴礼记·保傅》注说，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八岁。《公羊传》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白虎通·辟雍》说：“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提出了八岁入小学的根据。据《尚书大传》，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10岁或13岁左右，至于其他众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及少数平民子弟入学的年龄，可能是15岁左右。又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认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开始就能入国学之小学，而是先学于家塾，长至13岁左右，才能入国学之小学就读。而国之太子年八岁即可入国学之小学。由此可见，西周小学入学年龄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

据《周礼·地官司徒》，西周小学强调的是德行教育，重视以道德来教养贵族子弟。《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等，教学内容比较全面，这说明西周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训练。

(2)西周大学

从古籍文献上看，西周大学有“东胶”、“东序”、“辟雍”、“泮宫”、“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学”等名；从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学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在大学里，周王要举行礼仪大典、祭祀活动、习射乐舞等，如《庄子·天下》篇所说：“文王有辟雍之乐。”

西周的大学——辟雍和泮宫一般都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水池中有游鱼。这说明西周大学的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贵族子弟即在园林水池中射鱼、射鸟、驱车围攻野兽。西周大学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际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过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这说明西周大学还没有完全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公共活动，以行礼、射箭、驾车、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礼乐与射御为主，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相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事骨干，用来保卫既得的政权，而射御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

除辟雍、泮宫之外，西周还有其他的大学。《礼记·王制》所说养国老的“东胶”，《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东序”、“瞽宗”、“上庠”，都是大学。“东胶”即“东序”。《大戴礼记·保傅》：“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这里所说的东、南、西、北学，似乎给我们绘出了西周大学的组成图案。东学便是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籥〔yue月〕之所，由乐师主持；西学即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北学即上庠，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主持；至于南学，有的说是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太学有的说是中央之学，可能就是辟雍或明堂。这样把中央与周围四学合在一起，实际上已有五学了。《文献通考·学校考》说这些学校都“并建于一丘之上”。又据《礼记·明堂位》载，鲁国亦得立四代之学，即虞氏的庠、夏后氏的序、殷的瞽宗与当代的周学——泮宫，这里似乎也是把四代之学建立在一起的，并且把这些学校放在“明堂位”来讲，这又把四学与明堂结合在一起了。东西南北学以明堂为中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学，并非有好几个独立的大学。

(3)西周乡学

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之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据《礼记·学记》，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周礼》又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孟子》仅说：“周曰庠。”

据《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又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CUO嵯〕，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前者是指国的近郊而言，后者是指乡以外的远郊而言。乡的学校主要是“庠”，遂的学校主要是“序”。《学记》所说的“党有庠”，《周礼》所说的“乡有序”，皆就近郊的乡组织而言，乡和党的学校都称做“庠”。所以《礼记·王制》说，乡里面如果有不帅教者就要报告司徒，然后在乡庠习礼来感化他们。《乡饮酒义》也说：“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屡教不悛〔quan圈〕的人便“移之遂”，由遂学即“序”去感化。如果还不变，最后才“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也说明乡以庠为主，遂以序为主。

西周时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求知识的学校，“塾”可能是门侧之堂，在农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里监督检查，是否按时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长等等。《尔雅·释宫》说：“宫中之门谓之闱……门侧之堂谓之塾。”注云：“塾”——“夹门堂也。”可见“塾”的初义只是门侧之堂。据《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上老、庶老坐在那里对出入的人进行检查和教诫，要按年龄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逾，年轻人要代年老人挑负东西。“塾”虽然也起着管理和教喻的作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校。“校”也是一样，按《公羊传》的注释说，这种“校”是选择有高德的父老，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进行教化，似乎是一种“冬学”的性质，只在农闲时进行。另，“校”与“学”的名称也常互为应用，如乡学亦可称之为乡校。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郑子产不毁乡校的事，郑国的乡学即称之为乡校。疏云：“校为学的别名。”还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还表明乡校有一种“议政”的作用。郑子产不毁乡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议政”这一好的传统。西周乡校中的所谓养老乞言、语说之类，也是保持这一好的传统。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学制系统如下图表示：

(4)西周学校的教师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大戴礼记·保傅》说：“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太师，导以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务。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等。《周礼·春官》也有类似记载。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他们大都为国家礼官之属，只是师氏、保氏为国家司徒之属兼主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大师”是比“师氏”更高级的军官。西周时担任国王警卫队长的师氏、保氏，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