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在隋代，随同遣使团曾来过两批留学生。在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13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进入国学学习，有的留学数年，甚至留学二三十年。如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学于长安太学，经过20年的学习，吉备研究经史，学涉众艺，阴阳历算，天文算术皆能通晓，尔后回国，对于移植唐文化和开拓日本文化、文字与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学完后曾留在长安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同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王维(公元701—761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晁衡返回日本时，王维写了一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后来晁衡的渡船在海上遇险，消息传到长安，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写了一首哭晁衡诗：“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流露了深切的哀思。其实晁衡并没有死。他随破船漂到越南，又辗转返回长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

新罗也是不断派来留学生的国家。如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仅一次从中国归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约150年间，新罗留学生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的就有90人。其中有个学生叫崔致远，12岁来唐学习，18岁举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和朝鲜流传。新罗重视中国经史，留学生带回经史书籍皆译为新罗语，广为流传。新罗因受唐文化教育的影响，还建立了以唐朝为蓝本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

唐朝对友好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在学习和衣食住方面尽量照顾其需要，给予优惠待遇。当时与唐通使的有70多个国家。唐的文化通过留学生的来往而传播东西方各国，因而留学生在唐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开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在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中，文化输出国不自骄，文化输入国不自卑，这是双向的交流活动。在长安留学的学问僧很多，有印度和波斯的，也有日本和朝鲜的。据史书记载，印度来唐参加译经的学问僧就有20余人。学问僧除了在中国佛教译场译经和传播佛教外，还一边学习中国文化。印度学问僧精通医学，尤善治眼病，他们热心传授医学知识和治疗技术。在唐代，印度、波斯(今伊朗一带)等国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印度医学书籍《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都在隋唐时传入中国。唐时侨居中国的波斯学者著有《海药本草》。大秦(东罗马)的医术也为唐时人所熟知。印度的天文学者学成后，在长安司天台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编制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求经礼佛，有的僧人在外国研习佛经多年。唐朝鉴真(公元688—763年)和尚东渡日本，不仅传授佛学、医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学习日本文化，终于东瀛。唐玄奘(公元602—664年)法师从西域归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他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20年中译出75部，1335卷。义净法师从印度取回经、律、论约400部。佛经的传入和被吸收，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中的思辨哲理与注经方法，对唐宋经学发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佛教经典又通过中国传入朝鲜、日本，影响了东亚文明体系。唐代的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艺术随着留学生教育和文化交流，深受西域、中亚特别是印度的影响。莫高窟、敦煌雕塑受西域传统的佛像雕塑艺术影响也很深。总之，广泛学习，互取精华，这是唐代的留学生教育的一大特点。纵观世界古代教育史，像唐代这样的留学教育规模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说，唐代的留学生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