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宋代科举考试之荣利，比唐代更高。所以宋真宗写了一首《劝学诗》以鼓励天下士子：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绘图解人颐》卷一)

宋代科举对士人，特别是对寒门子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与改变着士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南宋的洪迈在《容斋四笔》中记述了宋代所流行的《得意诗》与《失意诗》，便是极好的印证。

《得意诗》

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

《失意诗》

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

“金榜挂名时”与“下第举子心”便是宋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的得意和失意的心态。

(3)严密立法，防止作弊

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制度暴露了不少缺点，制度也不完善。这既影响朝廷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取士的积极性与对王朝的向心力，不利于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与政局的稳定。为此，宋王朝在大力提倡科举考试取士的同时，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

宋代规定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士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他诸科的考试。考试完毕，考官须用朱笔批阅试卷，凡回答正确的写“通”，答错的批“不”。考官和监考官最后须在试卷未尾签署姓名。凡取中的考生名单及其试卷都要在秋天呈报礼部。如果发现州试有受贿作弊之事，考官和监考官均要受处分。

州试被录取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这些考生须将自己的家世、年龄、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等如实写明，并要求有10人担保，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违反考试规定之事，这10人就要连坐，并取消考生的考试资格。

唐代科举是一年举行一次。宋代科举最先也是一年举行一次。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冬，各州考生都已集中于礼部，因为宋太宗要亲征北汉，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只好停止。此后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式定为三年举行一次。

唐代规定吏部考功郎中、吏部员外郎或吏部侍郎为主考官，权力极大，人员固定，易于营私。宋代则改为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往往是由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任主考官，且年年更换，还配有“权知贡举”(副主考官)若干人，使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规定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以后就建立了“锁院”制度。在考选期间，考官和外界隔离，和家里人也不能见面。考官的子弟与亲属赴考，需另派考官，称为“别头试”。

唐已有御史监试之法，到宋代又将其强化。宋规定贡院大门、中门均遣官监守，并搜索士子衣物，以防夹带。宋初，士子在试诗赋时允许带《切韵》、《玉篇》，但到真宗时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带入。若发现携带《切韵》、《玉篇》以外书籍，或有耳语等现象，立刻赶出考场，并罚其停止参加科举考试一次。

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建立考场内巡察制，设巡察官员，监察考官与考生的行迹，后称巡铺制。李觏〔gou 媾〕在《致祖无择》诗中曾描述科场的情景：

主司隔帘帷，欲望不可跂〔qi弃〕。

中贵当枨〔cheng成〕栏，搜索遍靴底。

呼名授之坐，败席铺冷地。

健儿直我前，武怒足防备。

他还感叹道：

少小学贤能，谓可当宾礼。

一朝在槛阱，两目但愕眙〔yi 移〕。

由此可见，这些措施在严格考场秩序的同时，对士子身心也是一种压抑和摧残。

南宋理宗时，还实行一种奖励检举制，即对“告捉怀夹、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宋史·选举志二》)，出官钱奖赏，以防考场作弊。

严格考试纪律，实行“糊名”与“誊录”制度。所谓“糊名”，是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所以又称之为“弥封”与“封弥”。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采用“糊名考校”的办法。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将“糊名”办法用于省试。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又将“糊名”办法用于州试。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后来又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了。“糊名”与“誊录”制度的建立，对于防止主考官的“徇情取舍”的确发生的很大的效力。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九中讲了一个故事：宋仁宗时有国子监的一学生叫郑獬〔xie泻〕，颇有名气，也有学问，但国子监发送优秀生参加会试的名单上，将他名列第五，他十分生气，大发牢骚，大骂主司是“驽马”、“顽石”。主司恨之入骨。后来郑獬参加殿试，这位主司又担任考官，一心想使郑獬落选，把一份卷子误认为是郑獬所作，加以贬斥，判为“不通”。后来拆封，郑獬却以第一名录取。据《宋史·常安民传》载：常安民参加省试，被录取为第一名，拆封后，主考官见他年少，想另换一人作第一名，考官判监常秩不同意，认为既是“糊名考校”，怎能任意更改名次呢？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载，苏轼门下有著名六弟子，其中只有李廌〔zhi 治〕一人为白身，而苏轼素对李很赏识。“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庭坚)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苏轼虽欲助李方叔功成名就，但却因弥封之故，而无力相济。为此，李母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贡举，不及第，他复何望？”遂闭门自缢身亡。苏轼也为弟子的黜落而懊丧万分，作诗题云：“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上述郑獬的得意与苏轼的懊丧均系弥封所致。

然而随着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也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难以阻止主考官们的徇私舞弊。据《续资治通鉴》卷三○载：宋真宗时，枢密直学士刘师道的弟弟刘几道参加殿试，考官陈尧咨为了巴结刘师道，让刘几道在考卷中做暗号，虽然考卷糊名弥封，陈尧咨仍辨认出这份考卷，把刘几道取在优等之列。

到了南宋，考场舞弊愈加严重。如秦桧当权之际，肆意妄为，公开提拔子孙亲信，排斥异己，把科举考试变成结党营私的手段。据史载，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秦桧私授其子秦熺〔xi西〕为状元(后因有旧规定权贵子弟不得为第一，退为第二)，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省试，秦桧派亲信魏师逊等为考官，将秦桧之孙秦埙〔xun勋〕列入榜首。殿试时秦桧又让其亲信内定秦埙为第一，秦桧的亲信周寅为第四，秦桧的姻亲沈兴杰等为进士及第。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论述道：“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甲，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wei 违〕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登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伏乞申严有司，革去近弊，如知举、参详考试官，乞临御笔点差，以复祖宗科举之法。”何俌在《龟鉴》中亦愤慨：“悉以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而士子无复天子之臣矣！”

据《宋史·选举志二》载：“而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意思是说，当时考场作弊的手法有五种：一是传递答案；二是调换试卷；三是涂改试卷编号；四是将试卷传出考场，请场外人替答；五是誊录时进行篡改。宋理宗时，由于考场制度松弛，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考生多领几份试卷，由于考试时间限制不严，又不严查夹带书籍，于是一人可同时答出几份试卷，把试卷上的名字略作改动，如果都被取中，就让自己的兄弟亲友冒认，或者卖给同乡同族的人。可见严防舞弊的措施虽多，只能对付那些没有门路依托的老实百姓，终究难以改变科举考试制度日渐腐败的基本趋势。

针对科考弊端，南宋许多有识之士，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学者，站在不同角度予以揭露，朱熹反对“务记览、为词章、钓声名、取利禄”，大声疾呼：“今科举之弊极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当时请人代答之风甚盛，而“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之流执国，“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dan淡〕之”(《宋史·贾似道传》)。科举考试制度失去了罗致天下英才之光彩，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已彰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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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唐宋时定期勘验官员政绩，以定升迁，称为磨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