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与方法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通过科举考试、荐举贤才、学校培养等多种途径来解决选官取士的问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曾下诏实行科举考试，一连举行三年，由于被选取的人才多是少年后生，缺乏实际经验，朱元璋颇不满意，所以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起暂停科举。这时明朝十分注重荐举取士和兴办学校，从中选拔优秀人才任用做官。不过，荐举的情况也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而且滥。经过比较以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决定恢复科举取士，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以后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以后科举取士很快又被提高到主导地位，荐举渐渐衰落，而学校也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了。

清朝建立之后，也实行荐举和科举两种办法选拔人才，但荐举效果不佳，士人也多鄙视荐举。汉族知识分子也纷纷建议清朝廷注重用科举考试制度笼络人才。如浙江总督张存仁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大学士范文程也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史稿·范文程传》)故清朝选官取士仍以科举考试为主，科举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因袭了明代的制度，到乾隆时基本定型。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突出进士一科。考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称为“童试”，也可说是预备性考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即童试)，由州、县长官主考，通过以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lin 凛〕生”，由国家按月发给伙食补助费；其次称“增生”，不供给伙食补助费。“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初进学的附学生员。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各级学校(府、州、县学)的统一集中管辖，便任命了一个负责专管一省教育的学官，叫“提调学校官”，这个学官也称为“学院”，由“学院”主持考试，所以“童试”又称为“院试”。院试合格后的“秀才”，同时也可入地方州县学为生员。获得“秀才”资格之后才能参加高一级的考试。秀才地位比老百姓高出一等，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其动用刑法了。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回写到范进中了“秀才”之后，他的老丈人胡屠户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秀才)，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童试”仅是科举考试的漫长征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却有成千上万的人难以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久试不第者尤甚。某叟年五十余，应县试考三十次，尚未冠。自题七绝云：

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

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甚题？”

童试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孝经》、《性理》及《太极图说》、《西铭》、《正蒙》等儒家经典和理学著作，以及清朝廷颁布的“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等。试《四书》文的体裁为八股文，亦称制义。“试帖诗”是试场考律诗的专称，题目与音韵有限定，并默写“圣谕广训”等。

考试之日黎明前点名入场，入场时要经过严格搜检，解开头发，脱下外衣，不许携带片纸只字及金银等物。入场后发给试卷，考生按卷面钤印的坐号入座，随将大门、仪门封锁。堂上击云板，试场即刻肃静，差役执题目牌在甬道上来往行走，使考生看清题目，视力不好的考生可站起来请求考官将题目高声朗读两三遍，但考生不得离开座位。考场周围有兵丁监视，如发现考生有移席、换卷、丢纸、说话、顾盼、吟哦等情况，立即扣考，重则枷示。在考生得题一段时间后(约上午九、十点钟左右)，监考官持学政发下来的小戳盖于誊正考卷上(约在百字试文之间)，以防倩人代考或抽易试卷之弊。下午一点到三点(未时)大门外击鼓三声，堂上巡绰官击云板三声，高呼“快誊真！”下午三点到五点(申时)大门外再次击鼓，不论是否誊完都必须交卷。受卷官每收一卷，发给一牌，积至30人，开门一次，放一批出考场者，先放头牌，继而再放二牌、三牌，到终场为止。出门时收一牌，放一人。试卷的背后右角上弥封糊号，其上加印。院试第一名称院案首。院试揭晓，称作“出黉〔hong红〕案”，也谓“红案”，即由学官将此届各县入学之人的姓名，按县分籍，以红色印出，汇成一册，分送各生。

严格地说起来，童试只是一种入学考试，童试合格者只表示已取得了地方官学生员的资格。而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是从乡试考举人开始的。

第二步称为“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叫“大比”，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因为考期定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每场乡试设主考二人，同考四人，统称为“内帘官”。考官一般由皇帝临时任命，多由进士出身的京官和教官担任，主考多是翰林出身。提调官多在布政司或京府抽出一名司官担任，负责行政和总务工作。为保证考试“至公”，按察司或都察院派两名司官或御史担任监试官。提调官和监试官统称为“外帘官”。外帘官不得侵夺考官的权力，不得干预考官判卷录取工作。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是先一日点名放入，后一日放出。考试文体亦用八股文(或称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明代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限200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论一道，限300字以上，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均须达300字以上，但能力稍差者可酌情减二道。清初基本上随明制，乾隆年间，对乡试三场的内容作了调整，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皇帝因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次年起废专经，乡、会试在每连续的五年内，每年轮试一经。于是定首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第三场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自是遂为永制。每场试卷字数亦有限制，清初顺治二年定，初场文字，每篇不得超过550字，二、三场时表不得超过1000字，论策不得超过2000字。由于文字规定得太短，词意难尽。康熙年间，第一场文字宽限到650字。乾隆四十年(公元1778年)又定每篇以700字为率，违者不予录取。

乡试三场共计九日，农历八月天气尚热，日间烈日炎炎，加上炉火灼炙，闷热得使人难受。另外，每排号房尾部有厕所，臭气弥漫。有一位参加数次乡试的考生在《科场回忆录》中记载其亲临浙江乡试的情景：“一号之中，分数十间，一间坐一考生，极底则为厕所。坐近厕所者，谓之‘臭号’，第一场犹可，第二场则秽气远播，实不可耐，以考生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厕中也。余丁酉科(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7年)二场，坐臭号，天气郁蒸，竟至发病，曳白(考试交白卷)而出。又有与炊爨〔cuan窜〕之地相对者，曰‘火号’，烟熏火炙，亦不可耐。”这位考生因坐“臭号”而得病，交白卷出场，后又多次赴乡试，直到癸卯科(公元1903年)才中举。

乡试通过者称为“举人”。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第一名叫“解〔jie介〕元”，“解”，发送也，意思是说由地方考取了将发送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元”是第一。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四、五名叫“经魁”。第六名叫“亚魁”。其余称“文魁”。中举以后，照例要报喜。报喜的人叫报子，头上顶着红缨帽子，骑着马，敲着锣，带着报条，到中举的人家门口去张贴。报条上写着：

喜 报

贵府老爷×××应本科×处乡试高中

第×名举人

报喜人×××

清代诗人张子秋(学秋氏)的《续都门竹枝词》，有一首《报喜》诗：

高升高中任高才，添喜红条便报来。

讨赏门前无别话，今朝小的喝三杯。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登第中举送喜报的风俗，抒发了报喜人和作者对高升高中的喜悦之情。

报条贴过之后，便由考中的人家出来招待报子。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即使“会试”未能考中“进士”，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回，说范进中了举人以后，很多人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难怪范进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竟然高兴得发了疯，而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变了一副嘴脸，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举人的铨选，其职高者为知县，其低者为地方官学学官，能跻身于宦海者，占举人总额的比例不多。有的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仍为布衣。《都门竹枝词·候选》诗云：

老叟皤皤〔po 婆〕发似银，龙钟带病少精神。

贵班请问居何职？四十年前老举人！

第三步称为“会试”，是中央级的考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之春季农历二月在京城举行。故又称为“春闱”或“礼闱”。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因有闰月，天气寒冷，会试时间临时改在三月。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有上谕曰：“明年二月会试，天气尚未和暖，搜检时不无寒冷，且各省俱需复试，士子到京，未免稍迟，著改期于三月举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故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起会试的时间均在三月举行。三月初九为会试首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各场均是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每场计三日。会试时各场的内容、文字的限制等，与乡试大体相同。

会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从翰林和教官中任命主考二人，同考八人负责。明中叶后，正主考由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担任，副主考由翰林院或詹事府的长官担任。同考官增加到20人，其中翰林12人，科、部官各四人。提调官二人由礼部遣员担任。监试官二人由监察御史担任。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地的举人。录取的名额没有定制，有时只有30余人，有时多达400余人。会试录取后被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会试录取名额开始有南北之分，规定南方人占3/5，北方人占2/5。以后又曾分南、北、中三卷，在100个名额中，南卷取55名(淮河以南的各省考生)，北卷取35名(淮河以北的各省考生)，中卷取10名(云、贵、川、桂、皖等省的考生)。采取了“分地而取”的原则，照顾了各地区的利益。清朝也曾按南、北、中三卷分配会试的录取名额，一般大约按20名考生录取一名的比例分配。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特准台湾来京会试举子够10名便可取一名，以示关照、鼓励。录取总名额由皇帝临时决定。如果会试未被录取，可改入国子监做监生，待以后有条件时可授予京师小官或府佐、州县正官等。当时会试还有副榜，凡上副榜的举人，不算正式录取，但大多数可授予学校教官。入监的举人也给与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