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场似成为买卖市场，在《清稗类钞·考试类》中记有所谓“老童入场卖警句”的故事，说有一老童生每逢童试必入场，且自标于桌曰“出卖警句，每句钱七文，不二价。”每场带一蟋蟀盆入内，而日暮之时，盆中钱满，旋出考场。这种在考场公开作八股文句买卖的，竟然生意兴隆。

甚至有时皇帝也参与作弊。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从西北凯旋回京的将军兆惠参加辛巳科殿试读卷。兆惠说自己不习汉文，不能胜任此职，乾隆皇帝竟给他出主意：“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示意兆惠依照其他阅卷官于试卷上圈、点多寡，照葫芦画瓢。但待拆封试卷后，第一名为江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乾隆帝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为表示对西北地区的重视，乾隆帝将一、三名对换，陕西王杰遂成了状元，赵翼则屈居第三。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已失去其意义。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有一个好友，为湖南人士李幼梅，博学多才，却科场不顺。闲谈中，陆润庠见李幼梅在吸水烟袋，遂许愿说，若日后他任主考官，令李于诗中以“水烟袋”三字作暗记。果然陆后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即写一信给李，提示李不要忘记“水烟袋”三字。此事被李的岳母得知，岳母私将此事告诉其他二婿。闱中试卷散见“水烟袋”之暗迹的有三份，考官反取了其中前面所阅二份，后一份则置于副榜之中。待发榜时才发现所取中的为李岳母的另二位女婿，而李幼梅却落于副榜之中。此科考试试帖诗要求押“出”韵，其中一份卷子有这样的诗：“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可谓滴水不漏。(参见《清稗类钞·考试类》)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作了生动的描述。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写了一首“俚曲”——《禳〔rang〕妒咒》对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作了深刻的揭露：

学棚里原是傀儡也么场，撮猴子(操纵木偶)全然在后堂。最可伤，瞎子也钻研着看文章。雇着名下士，眼明又心强，本宗师也做的有名望。若遇着那混帐行，肉吃着腥气屎吃着香。我的天！丧良心，真把良心丧！

宗师的主意甚精也么明，只要实压着戥〔deng等〕上星。求人情，好歹将来未可凭。不如包打上二百好冰凌(指白银)，上公堂照他皮脸扔。要进童生是童生，要进几名是几名。我的天！灵应真，可有真灵应！(《蒲松龄集·聊斋俚曲集》)

科举考试制度已到了这种地步！充满了腐败、黑暗和铜臭气味，反映了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劝勉勤学以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导发出一种强力磁场，吸引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家庭。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文，刊刻在童蒙读物上，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现杂录若干首：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

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上录诗句，虽不一定是明清时代所产生，明清时代却颇为流行，深入到千家万户，即使是不识字的妇人孺子，亦莫不知晓。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之谚，这也与科举考试带来的劝勉读书勤学的社会风气影响有关。清人王有光在《吴下谚联》卷二中对这句流传广泛的醒世格言作了评述：“一寸光阴一寸金，此为读书者发。自七八岁至二十岁，所读得之书，至老犹能记诵，此际光阴是赤金。二十后至三十，心思增长，易于会悟，然较前易忘，此是黄金。三十至四十，正运兑使用时候，乃白金也，犹是足色纹银。四十后是元丝，记诵会悟俱不及前，而设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时。五十岁后，便成夹三。过此以往，是铜是铁，是锡是铅，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时记诵不懈，至此会悟仍灵，以后运用，价值尤贵，即白金，亦是黄赤，皆因炼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mao贸〕而好学，能使铅锡化为金银。倘青年怠惰，已将金银作铜铁用矣。三四十后，即瓦砾耳。并不及铅锡。”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如诗人晁冲之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些是古人求学读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