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笔的发展 

汉代毛笔，较秦代又有进步和发展。汉笔有较多实物发现，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初期的168号墓中出土一支毛笔，笔杆为竹质，长24.8厘米，细端径0.3厘米，粗端径0.5厘米，笔头栽在粗端。笔毛已朽，出土时笔装在竹笔套内，笔套用细竹管制成，中部镂空8厘米。在同址167号墓中也出土毛笔一支，与168号墓出土的毛笔基本相同。

上述两支汉初毛笔，笔杆都比战国晚期和秦代的毛笔为长，笔头直径也稍大。因笔毛已朽，笔头长度不能确定，但根据直径推测，笔头不会比秦代笔头短。隶书自汉代起业已成熟，盛势空前。汉隶字体较大，波磔〔zhe哲〕增粗，字形弛张流放。为适合这种字体书写，笔杆长度、笔头直径及长度也随之有了增加。

193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弱水)地区，汉代居延烽燧遗址(汉时称居延泽)，发现一支西汉毛笔，这就是著名的“汉居延笔”。笔杆木质，整支笔杆劈为四爿〔pan盘〕，合成圆杆，笔头被夹入末端，外缠以细枲〔xi洗，一种麻〕，表面涂漆固定，笔杆顶端用木帽束缚。笔杆长20.9厘米，笔头长1.4厘米，径0.6厘米。这种结构，可在笔头用废后，拆开笔杆更换笔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退笔”。

历史上有退笔冢〔zhong肿〕的故事。相传在陈、隋时，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永欣寺僧人智永(“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练字异常勤奋，“积年临书《千字文》，得800本，……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lu鹿〕，簏受一石〔dan旦〕余，而五簏皆满，取而瘗〔yi益〕之，号退笔冢”(《书法正传》)。这也说明，直到隋代仍有可更换笔头的毛笔在使用与流行。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汉代制笔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专门制笔的工匠，可能还有制笔作坊，以及负责监管制笔的官吏。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49号汉墓出土一支毛笔，杆颖均完整。杆长21.9厘米，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外覆黄褐色狼毫，笔尖为紫色。笔杆竹质，端直均匀，顶端削尖，嵌笔头段稍内收，在0.8厘米长度上扎缠丝线及涂漆。值得注意的是，在笔杆中部有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又在同址2号墓，也出土毛笔一支，笔杆竹质，长20.9厘米，上尖下圆，末端外径0.7厘米，笔腔径0.6厘米，嵌笔头段也扎缠丝线和涂漆。这支笔杆上有阴刻隶书“史虎作”三字。从两支笔杆上的刻字推测，“白马”、“史虎”可能是制笔工匠的名字。

汉代应劭在《汉官仪》上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工作楷’”(一作“北宫工作”)。再有《西京杂记》(书虽实为晋代葛洪著，但内容多为西汉逸闻佚事)上说：“汉制天子笔，……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从“皆”字看，是批量制作，并有官吏监管制造。由这两则记叙，联系到上述出土实物，可以推知，汉代制笔业已较发达，毛笔已有较大量的生产。

有一则故事也可从侧面反映上述情况。《淮南子》说：“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以为“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认为是把“兔”字误写成“鬼”字了，生活在汉代的高诱所以有如此的注释，也反映了当时大量取兔毛制笔的事实，致使汉兔“夜哭”了。

汉代制笔业的发展，也表现在制笔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上。从甘肃省武威市出土毛笔看，笔头外覆狼毫披毛，笔心及锋(笔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经认定，是兔箭毛。说明此时制作毛笔，已经注意利用不同毛类特性，选用刚劲锐细的兔箭毛做笔柱，而用较软、弹性稍逊的狼毫覆于外层。这样制出的笔，因为有笔柱，书写时不分绺〔liu柳〕，不开岔，又可增大储墨量。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披柱法”。“披柱法”的发明，是毛笔制造工艺的重大改进，流传至今，仍然是我国毛笔制作的主要方法，现在我国生产的毛笔，大部分采用“披柱法”制作。

汉代制笔技术的改进提高，还表现在对笔的造型与装饰的追求上。《文房四谱》载有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元(即傅玄)所说：“汉末一笔之柙〔xia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此可看出，当时制作的精品笔具是如何华贵，何等考究。

汉代制笔业的发达，与社会需要和书法的发展直接相关。汉代曾规定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shu书〕书、隶书)为学童应试的内容。当时有谚语说：“何以礼仪为，史书而士宦。”汉代称隶书为“史书”。就是说，只要字写得好，就是知礼仪，就可为官，为宦。由于社会生活中对书写的需求日增，便产生了简便易写的“隶书”，又产生了“汉隶之捷”的“草书”。(章草与今草)，以后又出现正楷与行书。汉代可谓诸体已臻完备。多种字体的书写，特别是在其书法艺术上的要求，自然推动了毛笔的改进与发展。

汉代书法艺术繁荣，涌现众多书法家，著名的如曹喜、杜度、崔瑗、张艺、蔡邕等人。其中蔡邕在篆、隶上都很有成就，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最有名望。他曾以“八分书丹于碑”。前面说了，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主要由他先书而后镌刻的。正是“象齿之管”“秋兔之翰”，使这些书法家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艺。

总之，无论是汉代社会“以书取人”的风气，或是日常实用需要，或是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需求，都对制笔业在数量上与质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也就促进了制笔技术的进步与生产规模的扩大。

汉代以后，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毛笔的制作已逐步趋于精良、完善，制作方法也日趋定型。自三国时代以后，制笔方法逐渐总结出来，《笔方》与《笔经》先后问世。《笔方》首见于北魏贾思勰〔xie协〕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书中介绍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韦诞的《笔方》。据《三国志》记载，韦诞字仲将，曾任武都太守，善辞令，尤工书法。魏朝宝器题铭，皆诞所书，又善制笔与墨。据《齐民要术》介绍，《笔方》大致内容是，制笔先要用铁梳梳理兔毫和羊青毛(青羊即山羊，亦称斑羚)，把不整齐不清洁的去掉，使其不弯不杂。梳好后各自分开，都用梳背用力拍整齐，毫尖和其上部都排扁，使之极均匀，极平整，“衣”排上羊青毛。然后将羊青毛编到兔毫头下二分左右，再合起来，排扁，卷起，卷到极圆。然后，用力压低，使齐整的羊青毛放在中央，叫做“笔柱”(也叫“墨池”、“承墨”)。又用兔毫青裹在羊青毛外，像做笔柱的方法，使中心齐，也使它平整均匀。用力压低，栽进笔管里。又说，宁可让长毛深深栽入笔管，笔宁可小不要大。这就是作笔的基本要点。

《笔方》所介绍的制笔方法，又称“韦诞法”，前面提到的汉代“白马作”和“史虎作”笔，可能就是按“韦诞法”制造的。

在传为王羲之所写的《笔经》上，介绍有另一种方法。大意说，选用北方赵国的兔毫，“惟有赵国毫中用”。因为那里的平原无杂草，只有细草，这样“兔肥而毫长可用”，并提出做笔须用秋兔，在仲秋取毫，因为八月寒暑调和，毫毛好用。秋兔夹脊上有两行毛最好。选取毫毛后，用纸裹好，浸泡以石灰汁，在小火上煮，让其小开微沸，以石灰之碱性去其油腻脂肪，成为现在所说的“熟毫”。然后“先用人发杪〔miao秒〕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cui 脆〕，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净。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意思是用人发数十根，搀杂青羊毛及兔毛，修整平齐后，以麻纸(麻纸遇水不膨胀)裹成柱状，在柱的表面包覆上一层薄薄的好毫毛，然后安装。安装时，要精心地去掉倒毛。又说笔锋应为九分长，笔管应为两握长，管形要圆正。笔制成后还要长时间汽蒸，然后用绳穿笔管，悬吊于水器上，经过一夜方可使用。

由以上介绍，我们了解到，《笔方》、《笔经》分别记述了那时两种制笔方法。前者为分毫，有心，不裹纸；后者为杂毫，无心，裹麻纸。两书同为重要的古代制笔指南。

这段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赞美毛笔和制笔的诗赋。如前所引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毫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西晋傅玄作《笔赋》，对笔描述道：“简修毫之奇兔，选珍皮之上翰，……嘉竹挺翠，彤管含丹……班匠竭巧，良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柔不丝屈，刚不玉折。锋锷淋漓，芒跱〔zhi志〕针列。”大意都是说，制笔要选上好的毫料，优质的笔管，经良工巧制而成。笔毫刚柔适度，笔锋健利，如芒如针。他们还称颂笔作为书写工具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功用与意义。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在《笔赞》上说：“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上面提到的成公绥也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毕具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此外，南朝梁文学家庾肩吾在《谢赉〔lai赖〕铜砚笔格启》等作品中，对笔都有所称颂。

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代。唐人对书法非常重视，设立了“书学”，作为六种最高学府中的一种，也把书法规定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书画的提倡与发展，自然促进了制笔业的发展。

在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一带)已形成制笔中心，在我国制笔史上首次出现了专业产地。用宣州兔毫(配有鹿毫、羊毫)制作的紫毫笔称为“宣毫”，名扬全国。当时许多诗人写诗对其称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紫毫笔》一首：“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唐代女诗人薛涛在其《十离诗》第二首《笔离手》中吟曰：“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

唐代还有一种鸡距笔，白居易在《鸡距笔赋》中说：“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距即鸡爪后的突出部分，“距，鸡附足骨。”(《汉书》颜师古注)。这是一种笔头形似鸡距的锋短犀利的毛笔。白居易又说：“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挫万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鸟迹落。”是用“距”喻笔锋，进而言笔之良好。“不名鸡距，无以表入墨之功”，“亦在假名而善喻”。唐诗僧齐己对其也有“锋铓妙夺金鸡距”的诗句。

历史上，我国的“文房四宝”及其制作技术曾远传许多国家和地区。唐代来华的日本僧人(“遣唐僧”)就曾把一些文具带回国，同时也把制作文具的技术介绍回去。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日本奈良时代的一座古物库，在奈良东大寺佛殿的西北，存有万余件古代文物，其中许多是从中国传入的)收藏有唐代毛笔，其中有斑竹管的、象牙管的，也有斑竹镶象牙管的等等。随着唐王朝的强大，中华文化也传播到周围的许多地区和国家，如吐蕃〔bo播〕、朝鲜、日本等。毛笔与其他文具的外传，也促进了东方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